摘要 科学和人道主义曾联手击溃了神学世界观，到十九世纪二者之间的联盟出现裂痕，科学主义渐成大势。但科学主义与人道主义的对立只是方法论和认识论方面的，二者又都支持人类中心主义。俗世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已将人类导入疯狂的经济竞争之中，人们总以为只要没有战争，人类共同发展经济，即可建起人间乐园，殊不知今天人类所面对的现实是：不仅应谋求人类共同体内部的和平，而且必须谋求人与自然之间的和平。 关键词 科学 科学主义 人道主义 人类中心主义 人类总在不断地追求幸福和解放。科学和人道主义都曾是人类追求幸福和解放的思想武器。科学和人道主义的联盟曾帮助西方人冲破了中世纪的黑暗，晚清以后科学和人道主义也一直在帮助中国人解除蒙昧并摆脱封建专制的统治。从西方文艺复兴算起，经过几百年的历史变迁，对科学的拥戴已导致科学主义。科学主义在认识论和方法论层次与人文主义（人道主义）相对立，但在实践中又与人道主义一起促成了人类中心主义。人类中心主义则在人类追求幸福和解放的实践中误导着人类，使人类实践在缺乏反省的状态下，日益向一个危险的方向滑行，今天人类已面临空前的生存危机。本文将通过近代以来思想演化的考察，对现代人的生活方式进行反省，希望能引发学术界同仁关于摆脱人类生存危机的深刻反思。 一 在西方漫长的中世纪，科学不过是神学的婢女。文艺复兴时期，科学开始了摆脱神学统治的胆怯的尝试，哥白尼《天体运行》的出版可算是这种胆怯尝试的开始。哥白尼之后，很有一批为科学独立而战的斗士，布鲁诺的英勇壮举千古传颂，伽利略在坚持真理方面没有布鲁诺那么英勇，但他对科学独立作出了不朽的贡献。到了18世纪，当拿破仑大帝问拉普拉斯上帝在他的宇宙体系中占有什么地位时，他已敢于理直气壮地说：“陛下，我不需要上帝”。 从18世纪中期开始，科学在西方已不仅仅是一种观点或学说了，它已是建制化的活动，已是具有权威性的实践。1660年伦敦皇家科学院的建立乃是这一进展的标志。有了皇家科学院，某些学科的科学家便能获得官方的支持和资助。〔1〕到十八世纪中期， “科学已到达自己的目的地，它是一种建制了，它已获得自己内在的传统”〔 2 〕。 法国于1751年至1772年之间出版了二十八卷本的《艺术、科学和工艺大百科全书》。它是十八世纪科学的总括，除物理学之外，它还包括实用发明，哲学和历史等。 从17世纪到18世纪，科学的主要任务是凸显一种不同于中世纪神学世界观的新世界观的合理性，这也正是法国《大百科全书》的目的之一。这项任务是批判性的，完成这项任务是西方社会“由身份到契约”或由封建等级制到自由资本主义转变的必要条件。这一时期新兴资产阶级需要一种总括性的世界观。《大百科全书》本身就体现了18世纪科学的总括性。这时的科学既无理论上的想象力，也无政治上的要求去与形而上学划清界限。如巴彻纳德（G·Bachelard）所形容的，这时的科学“就象一座半修复的城市，在其中新旧比肩而立”〔3〕。 到了18世纪下半叶，科学便不再保留那么激进的批判势头了，这一转变发生于18世纪六十年代和19世纪三十年代之间，至此，原来牛顿和洛克、伏尔泰和卢梭式的批判让位于较受限制、较不激进的科学实践。据西方史料记载，“科学、教育、自由神学，[在18世纪六十年代]原是一种时尚，现在[19世纪]却成了危险的思想”〔4〕。 随着封建秩序的消亡，资本主义新秩序便取得了统治地位。一种势力一旦居于统治地位，便再也容不得激进批判。到了这一历史阶段，西方思想中的哲学和社会批判已不再被看作是科学，于是又有人试图从哲学中划分出较具科学性的话语，这便是密尔所说的道德科学。从这时候起，科学主义渐成大势，它要将一切可称为知识的东西皆纳入科学之中，而科学又以物理学为典范。19世纪的科学主义便是实证主义，科学的典型特征被概括成可证实性，在实证主义者看来，一切不可得到经验证据支持的话语都是毫无意义的废话。 二 文艺复兴时的人文主义者，首先试图建立起关于人的科学以与神学相抗衡，他们要以大写的人去取代神，以人的理性去取代神的理性。以人权去取代神权。那时的人文主义在神学意识形态面前还十分胆怯，这与哥白尼宣扬日心说时的胆怯相似。到了启蒙运动时期，人道主义已十分旗帜鲜明。这时的人道主义可以概括为这样几个信念：一，人便是最高目的，用康德的话说，即决不能把人当作手段；二、人人生而平等，一个人只能被算作一个人；三、人人都拥有某些不可让渡的权利，这些权利包括生存权、追求幸福的权利、发表自己见解的权利、保持自己财产的权利等。这种意义的人道主义隐含了若干关于理性的预设，如，只要每个人都能独立地运用自己的理智去对个人利益和社会事务进行判断，他就既能作出有利于自己的选择，又能作出有利于社会的选择。正因为如此，康德特别强调，“在一切事情上都有公开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是启蒙运动所追求的最重要的目标〔5〕。 在文艺复兴时期，科学与人道主义结成同盟，试图共创一种可与神学意识形态相抗衡的新世界观。人道主义为“新”科学的诞生摇旗呐喊〔6〕、“新”科学也为人的自由提供论证。科学与人道主义之间目的和世界观方面的双重统一差不多持续到18世纪末。正如科学史家沃尔夫（A·Wolf）所论证的，18世纪“最恰当的标志即人道主义时代”〔7〕。那时大部分哲学家都希望从自然科学中推演出伦理学，对他们来说，自然律和理性就包含着道德律令，所以客观的道德科学是不成问题的。〔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