擅长伦理政治的中国古代儒家而又十分推崇“欲善其事，必利其器”，其中就蕴涵了自然伦理、社群伦理、心智伦理等诸多的内容，以体现天人和合、人人和合、身心和合的文化圆融精神。由于其终极关怀是以应然的人道能否符合自然的天命为基本体认，致使道器之辨、因缘之辨、体用之辨等格物观念有了内在涵容和外在超越的工具性质。儒家借助工具伦理来体察自然、社会、人生时，轻视自然力和生存环境改善的形下的探索，却注重社会关系或个体意识形态的形上的建构，这不仅使一切工具要求都变成了顺应自然的消极被动的方法或观念，一切知识智能也作为“明人伦”、“知礼仪”、“通世故”的手段和途径，主要用于德行的塑造和制度的建构。 由于传统的工具伦理（means ethics）是将一切有利于约束行为欲念的方法和手段都整合到典章规范中，使之人格化政制化，因此，一切思想、情趣、心态都必须通过经典的诠释才能阐发，一切事物、行为、举止也必须经由制度的规整才能表现，从而体现了中国典章制度的超稳态特征。 一、儒家工具伦理的涵义与依附政制的倾向 在儒学的概念中，工具既是追求和合的观念和器物，也是导向目标的方法或技巧，所以，“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的界说，便是表明工具的涵义具有形上和形下的理路。“天人之辨”、“道器之辨”、“体用之辨”都是以格物观作为权衡理性的尺度，从而具有内在涵容和外在超越的工具性质。在通向目标的道路上，它拆解形形色色的“自然之结”、“社群之结”、“人生之结”，以便完善礼制的社会建构，而“礼者，天地之序也”。（《礼记·乐记》）它象征了宇宙秩序与俗世秩序的圆融统一，也说明儒家的终极关怀还是落在社群关系、身心关系的“解结”上面，从而构筑一个此在而不是彼在的安身立命、精神愉悦的现实境界。 在古代文化中，儒家、道家、墨家、法家等都把宇宙世界的存在，分成天、地、人三大部类，但彼此的理解不尽相同。就儒家来说，它认为天地与礼制同节，与国体同干。（《左传》昭公二十六年）虽然人的存在及其生命形式，不仅能知命则天，也能弘道彰德，但天道的理势只有通过圣人与自然的某种特质相互融通的转换才能得到昭明。孔子说：“巍巍乎，唯天为天，唯尧则之，”（《论语·泰伯》）便是通过对万物生息、自然流转的天地的体认，来阐述效法自然、则守天道的人伦的秩序。这种以天地万物为理性尺度的格物观念，是将顺应客观、适用自然作为社会礼法的最高准则，所以轻视自然环境改善的形下探索，而注重个体或群体意识形态纯洁的形上建树。 对于儒家来说，现实世界并不是完善的，它有待于人们去努力复兴，因而形成了“以天下为己任”的信仰、目标和行动，所以儒家标榜以道德救世、以仁义治国，不同于道家的超越和墨家重视实用技巧的精神，也不同于法家、兵家关注现实功利的心态。儒家始终强调“仁、智、勇”三达德的品质要求和人格目标，将其视为道德的工具建树，所谓“仁者，天地生物之心”，（《仁说》）即是把人的大德视为“仁”，这个“仁”犹如杏仁、果仁，是人的生命的初始或萌芽，只要人人都将“仁”视为知人行止、身体致用的基础和手段，进而实现群体之间相亲相敬，便可以做到“应经合义”、“承王制物”。儒家工具伦理建构的社会价值系统，标志着道德与政治已经融合无间。 儒家注意到人的肉体器官与“工具器官”之间的某种对应关系，遂有身心、体用、知行等多层面的认知，但儒家一向是把人视为受用自然的对象，而不是征服自然的主体，这样一来，势必将人始终作为天地自然同构的附属物。孟子讲的“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尽心（上）），无非是把知识、智能、技术置于伦理体系的规整之中，并转换为“明人伦”、“知礼法”、“通世故”的途径和手段。这种以意识形态的形上道体来替代认知技能的形下器物的工具错位，体现了中国文化精神的某些深层的特征。 由于儒家把一切都放到情感和伦理的层面加以体察，所以像爱与憎，赏与罚，福与祸，和与分等等，都可以演绎出一种确定的因缘关系，而这种报偿性质的交互行为，又转而加强了宗法关系和家族关系的合理性，现实人生也与宇宙结构相符验。所以儒家工具伦理的内在要求是使文化制度完全模仿天道的运行，并使天道与人伦交相感应，其因缘性便可以在温顺和暴戾、亲和与裂解、异化与疏离的现实关系中，生出无数的用以区辨是非善恶的理念。而自然伦理、社群伦理、心智伦理的相互感交，又会出现合致自然、中庸社群、和谐身心的因缘性，演生了“致中和”的精神。 但是，当儒家从“道器”相互涵变或相互超越的交互关系中汲取“致中和”的源泉时，却陷入了“道非器”、“道即器”的含混境地，将这种象征了自然神秘感的逻辑理念加诸社会的关系建构，便出现了超自然的预测和假设。而灾异、因缘、命运、机遇与自然规律不相符验的种种现象，又促进了宗法关系与超自然崇拜的相互结合，这不仅使得世俗君权更加神化，理性结构也变得无意识化。政治统治与工具伦理紧密扣连的结果，是在宗法权威具备了超自然的关系结构以后，便涵化为社会体系的最高主宰，它既能使人“顺天应命”，完成与道统的结合，也能使人“因命适运”，实现与伦理的统一，体现了中国式的神入关系的交换本质，突显了传统工具伦理的异化倾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