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道德理性是文明人的一种禀赋，文明与野蛮的分野即在于人心是否为文化之心和道德之心。中国以道德理性而称誉世界，儒家更把道德理性的高扬发展到道德理想主义崇拜。然而，中国文明的悲剧亦在于此：道德理想主义崇拜非但没有给中国人营造出真正的道德家园，相反的却是中国文明难以自新的根源。因为道德理想主义崇拜必然导致道德乌托邦的营建，而在道德乌托邦里，是最无道德可言的。因此，中国人哪一天跳出了道德理想主义崇拜的思想陷阱，哪一天也就有了真正的希望和灿烂。 一 道德是属人的。只有人类这种生物才有道德可言。人性与兽性的区别，最重要的分界线便是道德。 但是，这并不是说有了人就有了道德。道德属于历史的范畴，是人类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在漫长的原始社会，人类生活的准则是习俗而不是道德。习俗与道德的区别是：前者为无思考的依从，后者则是良心的选择。原始人的良心是封闭着的，或者说根本没有良心。他们在食物短缺的情况下可能食人，并且不受任何良心拷问。 文明与野蛮的分野，并非在于是否有文字有国家有城市。或者说，上述现象均只是结果，而非从野蛮走向文明的动因。于此，马克思的理解最为精到。他把因工具的改进和生产力的发展所导致的社会财富的增多即剩余产品的出现作为人类告别野蛮进入文明的根本动因。产品的剩余既是文明的起点，又是人类灾难的根苗，因为一旦有了产品的剩余，也就有了善恶的区分。 人有理性的一面，但更本质的则是一种感性的生物。生理上的基本需求和对快感的追求，决定着人这类生物只要在有可争夺的情况下，都会出现争夺的现象。最初的争夺很可能局限于生活资料，而且主要是食物。但随着文明的演进，争夺的对象势必扩大到人类事物的方方面面，象美女、宫室、田地、权力、荣誉等等，都在争夺之列。 人类是群居的生物。群居之必要，并不是因为他们的兴趣所致，而是由于生存的需要。与大自然的关系乃至共同体之间的关系，都要求他们结成群体。只有依靠群体的力量，他们才能够战胜野兽和异族以保存自身。原始人的群居，以习俗作为维护共同体基本稳定的保障。文明人虽然同样受制于习俗，但习俗之网往往经不起强者的突破。 历史是由强者写成的，强者的逻辑往往就是社会运行的法则。但是，如果一切都按照强者的意志办事，则社会又无法正常运行，因为任何强者均不能仅仅依靠自身的力量存活于这个世界。他是共同体的一员，同样离不开共同体。作为压迫者，他必须拥有压迫的对象。也就是说，在一个共同体内，强者和弱者必须处在一个生态结构中。如此决定着，强者对弱者必须作出让步，对弱者的压迫必须有所节制。 为了协调强者与弱者的关系，从而使共同体维持在一个相对稳定的生态结构中，早期的文明人作了一项重大的发明，即建立起国家。 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说法，国家是阶级压迫的工具。此话虽然不假，但不全面。国家既是强者的工具，同时也是弱者的武器。其功能既有阶级压迫的一面，也有阶级调和的一面。强者可以利用它压迫弱者，弱者也可以利用它限制强者保护自己。如果国家仅仅为强者服务，那么它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 但是，执掌国家权力的人毕竟是少数人，而且是强者。这样，国家虽有保护弱者的功能，但又难以避免成为强者压迫弱者的工具。 再者，在社会生活中，国家虽有强大的制控力，但毕竟不能统摄国民生活的方方面面。国家的力量主要体现于法律、监狱、军队、警察诸方面，然而人们日常生活的许多内容完全可以与之无涉。恶人可能触犯法律，但法律却难以从根本上消除恶行。何况天高皇帝远，在一些王法不到的地方，国家权力是很难得以体现的。“法网恢恢，疏而不漏”的说法，也只是从大体上而言的。既然为“疏”，就必定有“漏”。 为了弥补国家权力的不足，文明人又想出了另一种协调人际关系的办法。这就是道德范畴的提出和道德规范的设定。 对于人们举止言动的规范，在制度尚欠健全的古代社会，道德的力量远远大于国家的力量。因为国家的力量虽然是硬性的，但毕竟只是外在的，很难使人们将善行变为一种自觉行为。道德生活的基本要求是人们必须从心底里认同他们所应遵循的规范。在这里，关键是灵魂的净化。只有灵魂的净化，才能真正称得上是道德的，灵魂存有杂质，即便做出善事，也只能是虚伪的，其实质是不道德。 人们过道德生活，必须从自身做起，并从自身的道德实践中提升自己的生命境界。可以说，道德是一种行为规范，但又不仅仅是一种规范。否则的话，道德与外在制度化的东西也就没有了区别。道德实践本身就是一种境界追求。从理想的层面上说，它可以不计功利不计得失，只要护住本心不使灵魂坠落就是目的，它可以不考虑周围环境，也可以将社会评价抛在一边，只要自己精进努力一心向善就是成功。这样，道德实践虽然是己身的事情，但扩大开来却是有益于社会大众的行为。这就是儒家所说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如果人人都能过上道德生活，都能从灵魂深处下些功夫，那么整个社会就不愁没有和谐和没有稳定。 正因为道德于文明社会的和谐和稳定的意义甚大，所以进入文明社会之后不久，人类的第一批思想家们就开始精心构筑起道德体系来。中国的孔子是如此，西方的苏格拉底、亚里斯多德等人是如此，就连印度的释迦牟尼亦大抵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