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杂志讨论市场经济的道德基础很有必要。经济发展中的文化道德因素有两个重要功能：一是激发创业精神；二是规范秩序，也就是为经济的制度提供人们的“共尊共信”文化道德基础。健康的经济秩序必然是文明的产物。写这篇文章的目的就是想就这个问题参与一些意见。〔1〕这个问题在80年代中就有过一些断断续续的议论， 不过一直都有情绪有余、理论有限的倾向。当时各方面的言论总的说来都反映了对经济转型时期道德文化基础脆弱的忧虑。无论是老一辈担心“信仰危机”，抑或是年轻一辈攻击“保守传统”，都实际上承认社会道德观念出现了混乱。经过介绍麦克斯·韦伯有关基督教新教伦理在现代资本主义形成时期作用的学说，未经深入讨论就出现了一种悲观意识，以为中国文化本质上不可能与现代市场经济兼容。进入90年代以后，“国学热”带起一阵信心膨胀，又有人断言东方传统文化与现代市场经济的原则不仅原本相辅相成，而且还可以使经济发展更加充满活力，似乎经济转型期间的道德问题已经由那些业已成为“新兴市场经济”的东亚各小龙替中国解决了。这样一来，又造成一种印象，好像它们的今天，自然就是中国的明天。 然而我们面对的社会却依然充满矛盾。第一，经济生活中的腐败和不讲信誉的现象其数量之大、程度之恶，对传统道德和现代市场经济的行为规范，都是前所未有的嘲弄。在形成市场经济秩序的过程中，制度性因素，如政府的作用，固然必不可少，然而法律是社会道德意志的体现，没有广泛的大众认同，市场经济的规范难以落实。难以相信可以把某个时期在某个小地区行之有效的行政秩序顺利推及于一个多民族的大国，也不可能以为简单的回归传统就足以为现代市场经济提供现成的文化道德基础。第二，东亚的明天也不能说明朗。一些新近发展起来的社会中同样普遍存在着腐败和不讲信誉的现象。即便是日本，虽然建立了市场制度，积累了大量资本，在技术发明、手段创新这方面也还远远没有能够同西方并驾齐驱。发展方式的异同表明价值取向的分别。这个问题必将是整个所谓儒家文化圈都难以回避的挑战。一个文明如果不能有效激励创业，并通过激励创业“生生不息”地不断自新，终究不能使发展的质量有革命性的提高。东亚要达到这一步，还需要相当长期的探索和变革。〔2〕 “我们最近不是发展得蛮好吗？”也许有人会说。“哪个国家没有腐败和欺骗，又何必要强求我们自己呢？连韦伯在世时就承认他所说的新教伦理不像一百多年前那样有活力了，他死后将近一百年以后在中国重提商品经济的道德文化基础，特别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云云，岂不是在鼓吹乌托邦吗？”不错，十几年来我们发展得的确成功。但是如果不能建立一个现代市场经济的秩序和足以支持这一秩序的精神文明，又有什么可以保证中国持续发展呢？以强人强力可以在一时间抛开道德顾忌推行一种行政制度，却没有人能够料想这“一时间”之后的结局。秦汉交替之际中国经济所蒙受的灾难早有累累史籍记载。近代日本盲目走上“富国强兵”、强取豪夺之路，直到由别人在自己头顶上炸两颗核弹方能罢休，其耻大矣。道德不能时时通行，却永远不是一句空话。我同意盛洪的意见，即尽管西方文明是现代市场经济的摇篮，但是西方国家政府对实行市场经济原则缺乏兴趣，它们很大程度上是奉行社会达尔文主义，崇尚武力，害怕竞争。其他国家没有可能按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准则与他们交往，因为：第一，各国独立，没有空间；第二，耽误发展，没有时间；第三，损失巨大，没有前途。这些国家只能跟西方一起参与市场竞争，以求通过市场重新分配发展的机会。所以后发展的国家必须比自己的“先生”更加执著地学习和实行市场经济。〔3 〕这自然也包括用文明的营养培育自己的市场秩序和创业精神。 一、需要首先澄清的几个问题 回顾近代历史，不难看到一个大有讽刺意味的事实：很多西方最反共或最认为东方人“野蛮”的人和东方最激进“革命者”或“改革者”有一个共同倾向，那就是认为中国社会传统极端保守，要么不自由，要么不革命。而且他们都共同认为这中间又是儒家的道德说教，即中国人的主要“宗教”或“主流”意识形态，要为此负主要责任。在西方和东方所发表的这方面言论很多，不过总的来说都是对所谓亚细亚生产形态的肤浅理解和主观延伸。问题并不在于马克思是提出这一课题的人。实事求是地说，他在世时并不具备对西欧以外社会进行研究的必要材料。马克思后世的麦克斯·韦伯在进行他的比较宗教社会学研究时也反复承认材料不足。“东方”之保守被认为表现在社会发展长期停滞。在政治上由剥削阶级以人治的形式统治自给自足的农业社区，农业社区的相互隔绝导致个人交往和社会活动的缺乏，也当然不可能有民主制度演化成长的条件。在经济上，这就造成对个人创业精神的压抑，即使有一些官办工业，也难以发育成为大规模市场经济。〔4 〕但是这充其量仅仅说明为什么西欧先于其他社会走上现代化道路，无法揭示其他社会的各自历史特征。如果说西欧变革的特征是由自身人文条件所决定，是独特的、不可照搬的话，其他社会也只能依靠从各自历史经验中激发创新的人文因素。同样道理，按照一个文化的模式单纯反对另一个文化是反不出任何创造性的，因为这种事本来就不属于创造的范畴。 对中国传统固有保守性的批评经常有四个层次上的混淆： 第一个层次和第二个层次上的混淆是相关的。在理念上，文明是人的创造性的产物，人的创造不仅仅来源于勤劳勇敢，而是首先来源于自由思想，其本质必定有革新的内涵。从时间层次上来看，中国在卡尔·雅思伯称作人类文明的“轴心时期”的确有重要的发展。〔5 〕在这个阶段，中原地区的人文思想和社会生产力，以及政治制度所能够容纳的个人自由与其他文明相比都颇为先进。其实，从西周到战国有800 年的时间跨度。中原地区经历了两次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文化运动：第一次，是“殷人尚鬼”的宗教体系由周的一个非人格化的、公共性的“天命观”所取代。这个相对普遍的道德观不仅使周以蕞尔小邦在辽阔范围里巩固了自己的统治，也容纳了前代统治者殷人的存在，融合了他们的文化。第二次变革，提出了更具有普遍性的仁的观念，即世袭的贵族政治由平民出身的学者、专家参与竞争的贤人政治所取代的挑战。每一次思想解放运动都打破了原先一个统治集团的政治垄断，扩展了社会制度的公共性。〔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