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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得”讲，是指得到或占有奴隶、财富之义。于是，“有德”（即有得）就成了对奴隶主贵族的“美称”，从而具有了道德意义。到周以后的“德”，其社会内容仍指占有获得奴隶、财富之义。在周人看来，先王灭殷而获得“阙邦阙民”的业绩就是“德”。这样，周人把获得天下的方法、才能、品德等主观因素，亦称之为“德”。反之曰，有“德”才能获得天下，由此提出了“以德配天”、“敬德保民”的思想。“德”字便获得了道德上的意义。 到老子那儿，这种理解发展为把“德”作为对生命的意义。《老子》五十一章云：“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势成之。是以万物莫不尊道贵德。道之尊，德之贵，夫莫之命而常自然。”这里的“德”，被庄子解释为“物得以生谓之德”。就是说，凡使别人有所得，并能起到济生、利民的作用，即“德”。《韩非子·解老篇》说：“德也者，人之所以建生也。”就是指，“德”是使人得以生存的一种东西。 这样，从把“德”理解为占有、获得财富，到把“德”理解为一切符合济生、保存生命、利于他人的行为。在此基础上，便有了“德者，得也”的结论。其含义大致有二：“德”首先是指对财富的占有即“得”，以及由“得”而体现出对人的生命的意义，这是“德”获得道德意义的前提；在此前提下，“得”，就是指个体对财富的分享以及个体生命对“道”的获得。这里的“得”本质上是指有得于道，即在实际生活中，在“得”中体现一定的原则、准则。这种原则、准则亦为“德”。具体地说，“德，外得于人，内得于己也”。〔1〕 由此，以“德者，得也”的“德”“得”互通论为起点，构成了中国传统伦理思想体系。但是，自春秋以后，由于生产力发展和私有经济力量的扩大，人们“辟土地”、“好货”的财富欲以及政治权威欲造成了“事利而己”的思潮，其后果便是“礼坏乐崩”，“周道衰而王泽竭，利害兴而人心动”。〔2〕于是，“德者， 得也”中包含的“蕴利”思想便重新被后世的思想家诠释。“得”内含着“利”，正是“利”造成“人心动”。这样，以儒家为代表的伦理思想开始大力宣扬与“利”相对应的“义”。此后，“德”“得”关系就由“义”“利”关系所代替，“德”者，“义”也；“得”者“利”也。“德”“得”互通、合一的思想就为“义为上”、“见利思义”的义利对立、分离的思想所取代。直到宋儒的“存天理，灭人欲”的理欲之辩。这种义利、理欲对立论便构成了中国伦理思想“重义轻利”、“重德轻得”的精神结构，原有的“德者，得也”中“德”“得”互通、合一的思想终于丧失了其原始的意义。即便如此，儒学家们也并非绝对地不要利，而是要将“利”纳入“义”的轨道，以“义”求“利”，“正其义则利自在，明其道则功自在，专去计较利害，定未必有利，未必有功”。〔3 〕由此得出了“利在义中”、“义中有利”的结论。 鉴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德”“得”相通，代表了中国传统伦理精神的精华。义利、理欲之间的对立不过是“德”“得”互通在理论上的变形。在现实性上，建立在“德者，得也”基础上的道德辩证法仍然给人们一定的启示：“得”应当“德”，以“德”谋“得”，以“德”作为“得”的原则和规范，以“德”的方式“得”，“德”也必然“得”，这是中国道德精神的真谛所在。 二、“德”“福”一致，人类生活实践的显现 “德”“得”相通，表现在个体的现实生活中，便是“德”“福”一致。 古今中外的思想家通过对人类生活，特别是对幸福人生的总结，提出道德与幸福不可分离。古希腊的伊壁鸠鲁就认为，道德、善，在本质上是与幸福的生活相关联，与幸福的生活不可分的。道德、善与幸福之间是因与果的关系，道德、善带来幸福，是幸福的原因，幸福则是道德、善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