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理想化为现实，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社会伦理关系，另一方面是有道德品德的人，即人的品德。 一、社会伦理关系 道德理想化为现实，规范体现在人际关系之间，就成为伦理关系。用中国传统哲学的范畴讲，主要是仁和义的关系，也就是人与人之间公正的、正义的关系以及人与人之间爱和信任的关系。这种关系得到增进，得到发展，对社会组织就起了极大的巩固的作用，就具有道德凝聚力。 1.社会伦理的凝聚力 一定的伦理关系首先是在客观的经济政治条件下自发地形成的。“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这句话还是正确的。具体地来说，在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产生了家庭，在这个基础上产生了维护家庭、维护一夫一妻制的伦理，如孝道、贞操之类的道德。社会伦理都有其客观基础。社会的组织都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不论劳动组织、家庭组织、还是学校、教会、政党、国家等社会组织，既形成后就需要一种道德的凝聚力，都有其伦理的性质。适应一定社会集团的道德理想、道德规范，通过了人们有意识的道德行为，反作用于现实，就起了极大的积极作用。如孝道对家庭、对宗法制起了巩固作用，爱国主义对国家组织起了极大的巩固作用。 道德凝聚力具体表现在三方面：（1）使群体有明确的正义目标， 大家同心同德为这一目标努力奋斗，来维护这种社会组织。（2 ）使这个社会组织中间的个人与个人之间有一种爱和信任的关系，个人在集体中受到尊重，有一种幸福感。（3）形成道德风尚、社会舆论、 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如在中国旧社会中，孝、节等观念，凭借社会风尚、社会舆论，就维护着宗法制，维护着家庭，这种力量是很大的。在近代反帝斗争中，爱国主义深入人心，谁要有叛国行为，当汉奸，则全国共讨之。 这种道德的凝聚力有很大的作用，它起着把一个民族、一个阶级发动起来进行伟大的行动的作用。伟大行动当然有客观的社会经济、政治根据，但是能够使全社会动员起来的道德力量是很重要的。进行革命、战争等伟大的行动，就要使参加行动的群众都意识到自己参加的是正义事业，自己在道德上是合理的，于是就受到道德风尚、社会舆论的鼓舞。如抗日战争中，中国人有一种巨大道德力量的支持，感到我们反对侵略战争是正义的。爱国主义使中国人受到极大鼓舞，在战争中成为团结全国人民的伟大力量。战争的胜利确实使中国人扬眉吐气，觉得我们反侵略战争的正义事业得到胜利，大大提高了民族自豪感，提高了爱国主义的精神。后来在反对蒋介石集团的斗争中间，在抗美援朝的战争时期，我们民族的道德凝聚力不断地得到加强，这是很重要的。但是很可惜，后来中国人犯了很大的错误，“文革”期间以至最近，道德凝聚力遭受到很大破坏。这里蕴含着极大的危险。如果民族所从事的事业，不能加强道德凝聚力，不能使大家同心同德，反而离心离德，那是很危险的。其实任何一个团体，任何一个社会组织，它要坚强的话，就需要一种道德力量。小到一个家庭、一个学校、一个劳动组织，都需要道德力量，需要爱和信任、公正和正义的关系把大家团结起来，同心同德地去工作。 2.文明的交际方式 道德行为就其内容来说，在巩固和发展合理的人际关系，使社会组织具有道德的凝聚力；它还有形式的方面，即文明的交际方式，亦即中国人讲的“礼”。封建礼教需要批判，但文明礼貌、文明的交际方式，在任何社会都是需要的。道德的内容，合理的人际关系要用语言、动作、仪式等等表现出来。而用语言、动作、仪式来表现的方式，应是文明的，而不是没有文化的、落后的、愚昧的、封建的方式。中国过去讲礼，以为礼有节和文的双重作用。一方面是节制，因为人们之间的欲望、爱好、意愿往往有矛盾，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之间也常有矛盾，这便需要有适当的节制，要用道德规范来作为权衡的标准，运用意志力量来对自己的情感、欲望有所节制，以便使自己的行为真正能起到巩固合理的人际关系的作用。另一方面是文，即文饰、美化。荀子解释礼说：“称情而立文，因以饰群。”（《荀子·礼论》）这就是说，礼是和人的情相称的，有文饰、美化的作用。人们在交往时讲礼节、礼貌，讲仪式，对群体、个人的行为都有美化的作用，甚至可以说使伦理关系取得了艺术的形式。儒家是把礼和乐放在一起讲的。为什么要礼乐并举？因为使礼成为美化的艺术形式，可以陶冶人的情趣。封建礼教中许多是糟粕，儒家的礼教讲得很烦琐。但我认为以节和文的双重作用作为礼的基本精神是好的，各个社会都需要文明的交际方式，发挥节和文的作用。 节和文也有心理学方面的依据。人生来具有一种内在的本能冲动，通过社会生活，对人的本能的欲望就要有所节制，也要美化。按弗洛依德的学说，这些本能受到抑制，就会产生变态。过分的压抑是不好的，但要适当的节制。同时，如果能加以美化，把它升华到文学艺术，就可以在文化的创造中起到作用。所以正是有这种节和文的作用，就会使出于本能的欲望越来越成为人的，越来越成为合理的，使人的情感、欲望越来越取得文明的形式。我们并不赞成禁欲主义观点。如果我们仍然用传统的“仁”和“义”的范畴，仁是以“爱”为内容，爱，当然在人的本能方面有根据。“义，利也，”利，最后的根据是快乐。所以讲仁、义决不是以禁欲主义去压抑自己，但是作为仁义根据的爱心、情感和避苦求乐的欲望，确实需要加以节和文。所以这个学说，包含合理的见解。我认为节与文的学说是儒家的一个贡献。在批判了儒家封建的、烦琐的东西后，我们今天还是讲交际方式要文明。这种文明的交际方式，对于培养人的品德和建立合理的人际关系是必要的。应该通过教育，从小培养儿童、青年的文明习惯，使这种交际方式习以成性，道德规范取得现实的形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