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现代社会的道德合理性基础问题是现代伦理学研究的中心课题之一。本文从一种道德社会学角度提出并分析了中国现代化运作中道德合理性基础的危机与论证问题。作者选取了近年出现的“红太阳现象”和“村霸现象”作为典型个案予以分析，并系统考察了现代社会道德解释图式的五种主要理论，在个案研究与历史理论分析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现代社会的基本特点，综合性地论证了中国现代社会之道德合理性基础，提出了三个方面或三个步骤的道德合理性基础建设的思路。 关键词 现代社会 道德合理性 伦理学论证 道德基本要求 道德信念 一、题引：“现代社会”及其道德问题 “现代社会”是一个与“传统社会”相对应的社会学概念。它涵括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心理等多层面结构和意义。本篇将主要从伦理学层面上使用这一概念，将赋予它一种特殊的道德社会学意义。在这种意义上，它所指称的主要是一种社会道德与现代社会之合理性目标相适应的道德合理性。这也就是现代社会的道德合理性基础问题，亦是当代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中一个日益突出的社会问题。 世界现代化实践进程表明，现代社会的道德问题虽然林林总总，但最基本的是现代社会道德的合理性基础问题。它包括两种不同的提问方式：其一，如果我们认可“启蒙运动”和恩格斯关于现代道德特殊性的论断〔1〕，那么， 问题的实质就是如何为现代社会提供新的道德合理性基础证明的问题。而这正是自“启蒙运动”以来，西方自由主义思想家们一直在努力探究的中心问题之一。其二，如果我们认可马克斯·韦伯和麦金太尔关于现代道德与传统道德之连续性同一性的论断〔2〕，那么，问题的实质就是如何证明传统道德与现代社会的适应性和密合性问题。这就是麦金太尔在批评现代自由主义伦理时所力图表明的问题。在此，我暂且不对这两种方式作出选择性评价。我想指出的是，无论这两种提问方式有多大区别，它们都面临着一个共同的理论问题：即如何证明现代社会的道德合理性？ 事实上，现代社会的道德合理性之所以成为一个问题，正在于现代社会始终没有真正解决好现代文化价值观念的多元化与现代道德的“无公度性”（incommensurability）之间的矛盾。如果说，现代人类以其非凡的科学探究和技术开发能力不断地创造出空前的物质文明，因而较好地解决了现代社会的技术合理性（工具理性）和经济合理性（效率）的话，那么，对于文化价值观念的多元化整合却还没有表现出这种能力。而如果说，现代人类社会对其政治合理性（稳定与秩序）的寻求尚且能够达到某种程度的成功把握的话，那么，对于现代道德的无公度分歧事实则长期表现出无能为力的困惑，以至于当代美国著名的道德哲学家罗尔斯也不得不感叹：“我们假定，在各民主社会中发现的诸种合理的宗教学说、哲学学说和道德学说，乃是公共文化的一个永久特征，而非一种能很快消失的纯历史状态。”〔3〕 于是，在西方，现代社会的道德合理性基础问题便处于长期的两级或多极争执状态：现代社会道德合理性基础究竟是公正秩序的正当合理性？还是善价值的合目的性？这是康德和罗尔斯伦理学与功利主义伦理学的争执所在。或曰：现代社会的道德合理性基础究竟是对传统伦理的合理重述？还是对现代性伦理的合理重构？这是当今美国伦理学界两位大家麦金太尔与罗尔斯的争执所在。而值得注意的是，当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开始出现在西方文化世界时， 这一问题的争执又有了另一种形式：在充分现代化或曰“后工业文明”的情势下，人类究竟是应该继续完成“启蒙运动”的道德谋划？还是应该终止或超越“启蒙运动”的道德谋划？哈贝马斯认为应当继续〔4〕； 而李约塔尔和麦金太尔则认为应当超越。但李约塔尔对“启蒙运动”的超越主张导向了消解现代理性、取消合法性（delegitimation）的结论〔5〕； 麦金太尔的反“启蒙运动”主张却导向了传统美德伦理的复归。〔6〕因此， 围绕着现代社会道德之合理性基础的问题，不仅出现了传统路向与现代路向的背驰，而且也产生了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争执。这一特点是我们在考察现代西方社会道德问题时所必须了解的。 与之相对，中国现代化的社会道德问题显示出与西方发达世界不尽相同的特点。作为晚起的现代化东方大国，尤其是作为一个享有“东方道德文明古国”之传统并经过了半个多世纪的共产主义道德洗礼的社会主义国度（这是我们今天讨论中国现代化社会之道德合理性基础时必须予以特别考虑的背景条件），我们的社会和社会道德呈现出（不可避免地、历史性地）与众不同的特点：一方面，社会的现代化运作既夹带着西方近代化时代的原始特征（如所谓“粗放型市场经济”），又带有现代性、甚至是某些后现代性的时代症候（如文化方面的某些“超现实主义”和“黑色幽默”等等）；另一方面，社会道德的现代重建又同时处于新与旧或现代与传统、中国传统与西方现代的双重矛盾冲突之中，成为一种时代性道德文化选择的两难课题。近年来有关道德重建的激烈争论，以及相继出现的“西方文化（哲学）热”、“传统文化讨论热”等社会普遍现象都可为显证。 问题也许还不在于这些两难课题探究本身，而在于这种新与旧、东方与西方的现时代冲突隐含着一种令人担忧的道德危机：因社会转型过于急速而带来的道德传——不仅是中国古典道德文化传统，而且还有近半个多世纪以来所形成的革命道德信念或传统〔7 〕——自身绵延的危机。易言之，由于中国现代化的进程是在一种高速跳跃或曰挤压式状态中展开，短短二十余年时间，实际已跨越了（至少是部分地或在某些方面）西方社会现代化初期花费了几个世纪才走过的里程。〔8 〕又由于文化道德方面周期性的激进主义、情绪主义所造成的道德文化生长过程的断裂脱臼，使现时代的中国道德状况出现了某种程序的紊乱甚至真空。一时间，“道德滑坡”与“道德爬坡”、“道德失范”与“道德规范”、甚至“道德沦丧”、“道德真空”等议论纷纭而至。这种观念现象本身表明了一个不容讳言的事实：当今中国现代化运作中的道德问题，已经不只是某种一般性的、因传统与现代或现代转型或现代与后现代交错所造成的道德困惑或阵痛，而且是有关现代中国社会之道德合理性基础的一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解答这一问题固然需要社会的整体调适，但首先需要的是观念上的恰当解释和理论论证。如何解释和论证？让我们先从下面两个典型个案的分析着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