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非常重视道德修养。古人认为“学”就是要学做“圣人”。荀子说：“学者，固学为圣人也。”〔1〕儒家的许多重要经典， 几乎都是围绕如何做圣人而立论的。特别是《大学》、《论语》、《中庸》、《孟子》，可以说是中国古代伦理学的专著。北宋的程颢、程颐以传孔孟之道统自诩，非常重视这四本经典。朱熹接续二程，认为“万理的精蕴都在圣贤书中”，“《大学》《中庸》《论》《孟》四书，道理灿然，人只是不去看。若理会得此四书，何书不可读？何理不可晓？”〔2〕为此，作《四书集注》，综合继承并发展了其中的伦理学说和道德修养方法，对中国封建社会后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程朱道德修养论的显著特点，一是强调道德实践的重要性，认为只有通过实践，才能养成良好的道德风尚。二是重视道德修养的自觉性和主动性，强调道德的自律。三是提倡从“我”做起，反躬自省，严于律己，强调履行道德义务的动力在行为者自身。这些思想对道德修养具有普遍意义。 一、强调道德的实践 道德是一种社会行为规范，不能离开社会实践。中国古代思想家认为“实践”就是“力行”。知行关系，一直是中国古代思想家讨论的重要问题之一。尽管历代思想家对知行关系的看法不完全相同，但有一点却是基本一致的，就是重视行。而他们所强调的“行”，主要是指道德实践。《尚书》说：“非知之艰，行之惟艰。”〔4 〕已露重行之端倪。从孔子到思孟学派都重行。荀子更提出“学至于行而止”的命题，认为“行”是“学”的目的和归宿。宋明时期，有主张“知先行后”的，有主张“行先知后”的，有主张“知行合一”的，但都强调行的重要。王廷相第一次提出“实践”这一范畴，指出“实践”就是“力行”。王夫之提出“行可以兼知，知不可以兼行”，认为行比知更具积极性、主动性、优越性。孙中山提出“行易知难”，目的是要克服革命者的畏难情绪，鼓励人们去行，仍是强调行的重要。纵观历史上这种重行思想对中国古代道德修养影响很大，尤其是程朱理学把道德修养作为认识的重要手段，更进一步突出了道德实践的地位。 从孔子开始就非常重视道德实践。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第，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5〕孝、第、 信、仁，是封建社会最主要的道德规范，包括处理家庭关系和社会关系两方面。把履行这些道德看得比学习文化知识更加重要，足见他对道德实践的重视。实践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是能动地改造世界的手段。学习的目的是为了行，有时候学的本身就是一种行。如“学而时习之”的“习”也是一种行。孔子说：“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6〕。学诗是为了学会在官场上打交道（说话）； 学礼是为了立身处世，都是用于实践。学得再好，不能用于实践也无用。“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之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7 〕对于道德修养来说，尤其是这样。仅懂得评论什么样的行为是道德的，什么样的行为是不道德的，这还不够，重要的是身体力行。一个人的道德是否高尚，不是看他的理论，而是看他的社会行为所产生的道德效果。必要时，甚至不惜“杀身成仁”，“舍生取义”。 儒家特别强调为政者在道德实践中的带头作用。孔子主张“为政以德”，提出正人先要正己。“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故旧不遗。则民不偷。”〔8〕就是说，君子如果厚待自己的亲属， 老百姓就会按仁的要求行动了；君子如果不遗弃亲戚故旧，老百姓也就厚道了。又说：“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7〕《大学》说：“上老老，而民兴孝； 上长长，而民兴第；上恤孤，而民不倍。”“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义者也”未有好义，其事不终者也。”在阶级社会里，统治阶级的道德，是为统治阶级长远利益服务的。统治者既然要求人民遵守本阶级的道德，自己理所当然要率先垂范。 宋代理学家在继承儒家重视道德实践的基础上，作了进一步的发挥。朱熹认为“为学”只有两件事，就是“理会”和“践行”。“理会”就是认识，认识是为了“践行”。他指出：“为学之实，固在践履，苟徒知而不行，诚与不学无异。”〔9〕提出自古“无关门独坐底圣贤。 ”〔10〕他在《答胡广仲》中说：“盖古人由小学而进于大学，其于洒扫应对进退之间，持守坚定，涵养纯熟，固已久矣。是以大学之序，特因小学已成之功，而以格物致知为始。”从小学的“洒扫应对进退”等最基本的礼节开始就是一种道德实践。“大学”的修养是接续“小学”，以“格物致知”为起点。什么是格物致知？按朱熹的意思，就是通过接触事物以求得事物之理。而且认为“一物不格，则缺了一物道理”，“一事不格，则缺了一事道理”，“一书不读，则缺了一书道理”，强调事事物物都要“格”它一番方可。通过认识事物之理来启发人所固有的道理伦理，这种格物致知，实际上就是一种道德实践。可见他始终坚持把道德实践放在首位。 强调道德实践，把道德放在首位，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也是非常重要的。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建设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是由于放松了教育，思想道德方面的问题不少。社会上歪风邪气上升，正气不扬，人际关系冷漠，个人利己主义严重。事不关己，明哲保身。许多早已绝迹的社会丑恶现象又重新出现，且有日益漫延之势。更可忧虑的是某些领导者，至今仍未意识到思想道德教育的重要。只顾经济效益，不管社会效益，以至在经营手段上无所不用其极，造成某些人道德沦丧，违法犯罪，严重败坏了社会风气，扰乱社会秩序，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起着严重的破坏作用。 作为领导者，带头履行道德义务，在社会主义社会道德建设中尤其重要。有些领导者口头上也挂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口号，号召别人去学雷锋、孔繁森，可自己在行动上却寸利必争，处处为自己打算。甚至以权谋私，以势压人。口头上说要反腐倡廉，行动上却整天沉浸在吃喝玩乐之中。有的领导者在企业亏损，财政困难，甚至连职工的工资都发不出的情况下，却热衷于讲排场，摆阔气，严重脱离群众。办事要“回扣”，乃至索贿受贿，这样的人怎能领导人民去建设社会主义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