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权术与政治道德的关系问题，是千百年来思想家们思考、探讨和争论的问题，也是政治家们不可回避的问题。在历史上，大都以为二者是对立的，多数思想家坚持崇德贬术，而在崇术贬德阵营里，也涌现出了中国的韩非，西方的马基维利等思想家。当代中国，社会变迁、转型使智能升值，人们可以公开谈论、讨论智谋及其在管理中的运用并成为一种时尚热点。此时，重新反思探讨这个问题，并力图使之有一定的拓展、进步，这不仅有理论意义，而且，对于管理与道德实践的现实指导意义也是显而易见的。 一 什么是政治权术？什么是政治道德？二者各自的特点及其差异是什么呢？ 权术一词，有宽、狭两层含义，从广泛意义上讲，它与谋略、计谋、策略、智谋、手段等词相近。“权”，原意是指古代衡器及其称量行为。“权”的特点是根据不同的重量随时移动秤锤以保持平衡，即所谓“权，然后知轻重”〔1〕。引伸为审时度势，因事制宜。因此， 权术的本意无非是指一种灵活运用的谋略、手段而已。由于它的“用武之地”主要是在政治斗争的场合，因而使“权术”一词获得了其特定的狭义即“政治权术”的专有含义。在日常语言中，上述宽泛意义多以谋略、计谋等称之，而“权术”多指政治权术。为了使讨论的问题更为严密、准确，本文仍在“权术”之前加上了“政治”一词的限制。 一般认为，政治权术是为了达到夺取并巩固政权，或获取并巩固权位（君位、官位）等政治功利目的，而采取的具有隐晦秘密特点的谋略、手段。而所谓政治道德，则是为了实现和维护一定的政治理想与政治秩序，在政治实践中形成的有关政治活动的合理、合宜的价值观念、行为规范与从政者道德品质的总和。 那么，二者之间各有什么差异和特点呢？ 第一，政治权术的功利性与政治道德的义务性。也就是说政治权术是为了达到夺取政权巩固政权的政治功利目的服务的。政治斗争的集中表现是权力争斗，政治领域的最大利益是政治权力，权术之所以产生、存续、发挥作用正是基于权力斗争而产生的，如果没有夺取并巩固权力的政治利益需要，那么，权术则无其存在的理由。相反，政治道德是基于一定的政治理想和维护一定政治秩序的需要而对人们提出的道义要求，是一种应然的义务性规范、责任。 第二，政治权术的手段性、功利有效性与政治道德的目的性、价值崇高性。这一差别是由上述差别直接引伸出来的。政治权术相对于实现并巩固政治权力的政治功利目的来说，它必然也只能承担手段、工具的作用，这一手段、工具之所以被人们或明或暗的使用，就在于它对功利目的的实现非常有效。而政治道德，作为对从政人员的一种行为要求和规范，是为了达到政治理想与政治秩序的至善境界，而有些政治价值观念（如中国儒家的仁政政策与王道理想）本身直接体现着这种合理合宜的至善追求。这样就使政治道德具有道义上的价值崇高性。由此可见，政治权术是现实主义的，政治道德则是理想主义的。 第三，政治权术具有隐晦秘密甚至伪装性，政治道德则具有外显光大与真诚性。这是二者在表现形式上的特点。政治权术既然只是一种手段，为了使其目的不致暴露，那么往往采用隐蔽的、间接的、灵活的、诡诈的方法来为实现政治目的服务。对政治权术的这一特点，韩非论述的很清楚：“术者，藏之于胸中，以偶众端而潜御群臣者也”，“术不欲见”、“用术则亲爱近习莫之得闻也”〔2〕。权术的威力， 主要来自它的隐秘性。隐秘的权术，常常出乎人们的习惯逻辑思维方式和常态心理之外，每每使人在不知不觉中上当受骗，这是它具有有效性的内部机制之一。而政治道德本来就是一种合宜正义的政治理想和政治规范，因此，非但没有必要隐匿，反而，为了达到光大、示范教化之目的，还需要大力宣传，而且它也不需要诡诈伪善，而必须出自内心之信念，真诚而为之，方具有道德价值。如果是装出来给人看的，那本身已不再是德，而是以外在之德实现内心之术，因而也就是一种权术了。 第四，政治权术是以人性恶理论为其理论基础的，而政治道德则是以人性善理论为其理论基础的。性恶论认为：人性天生就是恶的，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人的天性具有各种情欲，人们为了满足各自的情欲，必然会形成彼此之间的利益冲突，为利益而互相争斗。在韩非、马基雅维利看来、政治权术正是人们为了达到防恶、制恶而采取的明智手段和策略。既然人性都是恶的，那么就应该“容恶”存在，善恶不应成为政治追求的目标和评价政治是非的标准。换句话说，要以政治权术拒斥政治道德。孟子说：“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3〕。 人既天生就有其善端，因此，为了实现一定的合理合宜的至善的政治理想与政治秩序，使政治活动与政治行为合乎并遵守政治道德，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 二 在中、外思想史上，大多数思想家都认为政治权术和政治道德是对立的、水火不容的。对此做些历史考察，并挖掘总结一下思想家们理论思维的特点与偏失，对我们进一步探讨政治权术与政治道德的关系是有益的。 首先，让我们考察一下以中国儒家思想为代表的“崇德贬术”论。这是中国传统思想的主流。儒家的思想是泛道德主义或称道德至上主义的。从此立场出发，儒家把权术看作是与道德规范根本不相容的，“有道则无权，道失则权作”。因此“三代圣王，有至诚而无权术”〔4 〕。荀子认为：“仁义”是君道之本，“用国者义立而王，信立而霸，权谋立而亡”〔5〕，“上好权谋， 则臣下百吏诞诈之人乘是而后欺”〔6〕。东汉王充认为，那些“权诈之臣”， 尽管“以权诈卓谲能兵御众”，但“不得名为贤也”〔7〕。 政治权术与儒家的政治道德是直接对立的。“忠”，臣要忠于君，民要忠于官，下要忠于上，当然就不应“心怀异志”、“图谋不轨”；“诚”，诚实正直，讲究信义，那些狡诈欺骗的行为和手段只能受到道德的谴责；“礼”，必须将一切思想和行为纳入“礼”的轨道，“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动”，在“礼”的禁锢下，自然没有权术的市场”；“义”，“君子言义不言利”，岂能容忍争权夺利的权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