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罗尔斯在《公正论》中所指出的，伦理学中的两大基本概念是“公正”与“好”（善）。不同伦理生活实践及理论建构之间的分歧与争论，大都可以还原到对这两个概念的规定及其相互关系的看法之上。比如：何者第一性？应当从何者推导出另一者来？不同回答便形成了伦理学中“目的论”与“义务论”两大思路。认为伦理学应当建立在“好”（善）这一价值范畴上者，被称为“目的论”。目的论思路在伦理学中影响曾十分广泛，但其地位在当代变得起伏不定了。本文将评介一下当代西方对目的论或伦理学是否可能的争论，然后提出一个“两阶价值”的理论模式，区分“好”（善）的不同意义，并探讨其辩证关系，以期澄清一些重要的伦理理论与生活问题。 从流派递演上看，当代西方伦理学界中最具影响力的非罗尔斯莫属。罗尔斯在构建其庞大的“公正”理论体系时，明确自己的使命为复兴康德思想，反对功利主义，反对把“好”（善）当作第一性的并从“好”（善）入手建立伦理学、推导“公正”性质的目的论。他认为正确的作法只能是：先运用“社会契约论”模式独立地确定“公正”内容，然后再说明“好”（善）（参见《公正论》，哈佛1973年版，第403 页）。这一看法在自由主义话语背景中曾引起了广泛共鸣。然而近一二十年来，以麦金泰尔、瓦尔策、桑德尔、威廉斯、泰勒等为代表的“社团共同体派”（communitarianism）或“新亚里士多德主义”崛起，捍卫目的论，批评罗尔斯类型的义务论的公正理论为“无根的伦理学”，认为凡是不在某种共同体的“好”（价值）上建立起来的伦理学，都是抽象的、不自然的、反历史的，甚至不算伦理学。真正具体的、自然的伦理生活，只能从共同体的共同目的（好）中找到最终依据。一时间，“目的论”重振声威，似有再度取代义务论的势头。然而，人们必须看到，并非人人都相信“目的论”复兴的理论可能。比如，近几年哈贝马斯就明白表示：“新亚里士多德主义”企图在一个已经丧失了大一统宇宙社会演化论信仰、崇尚多元宽容的当代世界中复兴目的论，从理论上说是缺乏历史感的，从实践中讲则可能是保守的（参见J ·哈贝马斯：《对话伦理学论》，MIT1993，第122—124页）。 以上思潮递演及争论的实质可以从学理上加以进一步分析。所谓伦理“目的论”可以有两个意义：一是以是否（最大地）“增加了善（好）”来裁定个人的及社会的行为的合道德性。“好”（善）既可以指功利（goods），于是有功利主义；也可以指“幸福”（the good）， 于是又有幸福论。功利与幸福处于两个十分不同的水准上（下面还会论及）。目的论另一个意义是指确立一种最高“好”（善），统一全社会的价值目标，亦即排出诸good的位序，要求人们追求“最本真之好”，同时认清并抛弃“假好”（对这两个方面，古典时代伦理目的论都会认同，尤其是亚里士多德主义，故而可称为“强目的论”。近现代一些较弱的目的论者可能认同第一方面但不接受第二方面）。 康德及20世纪的“新康德伦理学”如罗尔斯、哈贝马斯、科尔柏格等人反对目的论思路的主要考虑是：第一，从实质的、道德之外的领域中所寻找的原则难以建立普遍、必然的道德规范，而且有把道德下降为实现个人之good的工具（＝非道德）的危险。罗尔斯在其《公正论》第4节中强调地发挥了这一“康德忧虑”，论证说一个社会的“公正” 观必须是统一的，否则无法共同生活；但“好、坏”观却因人而异，所以，人们在建立“公正”观时决不能受不同“好、坏”（善、恶）概念影响。第二，目的论（功利主义类型）主张以“增进大多数人的总体之‘好’（功利、幸福）”为个人的道德行为标准，有可能会为了使他人获得更大物利而危及行为主体的个人基本权益。第三，统一全社会目的（good）或“统一生活计划”的强目的论更令人怀疑：这会不会导致不宽容和宗教迫害？R·德沃金曾指出， 当代自由主义的核心信念是：有关“人的最佳生活”（或人之生活目的）的问题，从公共角度看应视为原则上无法“彻底解决的”（参见麦金泰尔：《品德之后》，诺特丹，1984年版，第119页）。罗尔斯在强调一个社会中的“公正”观应统一时 ，也指出“好（善）”观应容许多样——而且应当多种多样，这本身就好（参见《公正论》，第447—448页）。 这些理论之争的意义，不仅仅只是理论上的，因为它们显然反映了现实中选择何种基本社会制度的立场冲突。在西方，个人本位还是社团本位的生活形式取向争执，新、老自由主义在近现代的相互批评、替代与演变，以及社团共同体主义的提出新理想选择等等，是环绕“目的论”争论的实际生活背景。解决这些争论对于我国伦理学界的理论与实践的反思也有益处，比如传统伦理学框架主要是义务论的（历史发展必然规律及人的使命）还是目的论的（幸福论或功利论）？“价值论”目前受到理论界广泛重视。“好”（善）是伦理学特有之价值；但是，在建构伦理学时能否使用价值（好—善），如果能，可以用何种方式、在什么程度上使用？等等。为了回答这些问题，一些基本的梳理工作可能是有益的。 首先需要对“好”（善）这一伦理学首要价值进行语词分析。“好”（善）有两种：生活的与道德的；这本来不是一个难题，但由于种种原因，人们却常常混淆之。一个原因是翻译。在西文中，只有good一词，但中译中却用两个字：“好”或“善”。两个词（“好”与“善”）在西文中实际上只对应于一个字，这显然容易使读汉译西方著作的人思想走入混乱的歧途。这种混乱进一步地说，不仅仅是翻译问题，而且是概念自身的多重指称的问题。因为“好”既可指非道德的“好”，又可指道德的“好”。一词二指，岂能不乱？在古希腊，许多道德学意义上的“好”就是从非道德的“好”如外在美丽、良好出身、力量与能力等等中衍生出的。所以人们在讨论道德价值时往往会与物质性的成就混淆。康德也抱怨过拉丁语中对“善”的道德意义与非道德意义不做区分，造成混乱。“幸而德文里面有几个语辞，不允许人们把这种差异忽略过去。对于拉丁文用bonum（善）一字所指称的那种东西， 德文却有两个十分悬殊的概念， 并且还有同样悬殊的语辞：das Gute （善）和dasWohl（福）两字与bonum一字相当……。”（《实践理性批判》， 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第6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