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 李玉梅） 朱熹史学上之著作，以《资治通鉴纲目》为最著，其他如《五朝名臣言行录》、《三朝名臣言行录》等，俱可见其史观。此外，朱熹文论及语类，亦散见其对历史之观念。要之，身为理学集大成者的朱熹陶铸历史，会归一理，〔1 〕“将儒家传统的道德史观作了更为深密的开展”。〔2〕 朱熹以经学家理学家立场作的《通鉴纲目》，〔3 〕实成于其弟子赵师渊之手。〔4〕后世对是书之评价，出入甚大。〔5〕《纲目》卷首缀有凡例一篇，乃朱熹死后近七十年始被王柏发现，〔6 〕又此凡例与《纲目》本文不合，是故凡例之可信性，亦惹学者争论。〔7 〕考凡例是否朱熹最后手定，尚待考究，其大要精神亦不出《纲目》序例。按《纲目》序例列举“表岁以首年，因年以著统，大书以提要，分注以备言四项。”〔8〕 所谓“表岁以首年”：“逐年之上，行外书某甲子，虽无事，依举要以备此年。”〔9〕有年无事，即对《通鉴》有所删。 所谓“因年以著统”：“凡正统之年，岁下大书，非正统者，两行分注”。〔10〕正统论，乃中国史学观念重要课题之一，〔11〕至宋尤然。近世虽对正统论有不同意见，〔12〕然欲了解朱熹史观，正统论却属切要。盖朱熹为《纲目》，动机即在于不满《通鉴》之正统问题。〔13〕至于所谓“大书以提要”：“凡大书有正例，有变例。正例如始终兴废，灾祥沿草，及号令征伐杀生除拜之大者。变例如不在此例，而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皆特书之也。”〔14〕 以上“表岁以首年”、“因年以著统”、“大书以提要”，可见是法《春秋》之经，属经学。末项“分注以备言”，则学左氏之传，属史学〔15〕：“凡分注，有追原其始者，有遂言其终者。有详陈其事者，有备载其言者。有因始终而见者，有因拜罢而见者，有因事类而见者，有因家世而见者。有温公所立之言，所取之论。有胡氏所收之说，所著之评。而两公所遗，与夫近世大儒先生折衷之语，今亦颇采以附于其间云”。〔16〕朱熹序例要点如上，今以凡例，凡例精密，仍可参见序例精神。其中考据，此不暇及，要之朱熹史观，正有“《春秋》明是非”之道德基准在，论史要求“合于天理之正，人心之安”。〔17〕以理学家之先见观史，犹如诠释学所称“前结构”、“先见”。是故此即从诠释学理论重估朱熹道德史观的第一要义。 一 加达默尔承其师海德格所说理解的“前结构”指出：“不是我们的判断，而是我们的成见构成了我们的在。”〔18〕又指出，源于理性权威的成见，其实是一个理性的自由选择：“权威根本就与服从毫无直接关系，而是与认识有关系……这里权威的真正基础也是一种自由和理性的行动，因为上级更全面了解情况或具有更多的信息，也就是说，因为上级具有更完善的认识，所以理性才从根本上认可上级有权威……例如通过理性提供的坚固基础而出现的东西具有同样的偏袒，这些前见也可成为客观的前见。”〔19〕 朱熹道德史观的权威无疑就是来自《春秋》。春秋学于两宋最为发达，《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云：“说《春秋》者莫夥于两宋。”〔20〕大抵出于政治上的需要，宋儒阐扬尊王攘夷之思，抒发个人政见议论，〔21〕两宋史学由是受到影响。朱熹《通鉴纲目》即在此种背景下成书。李方子《通鉴纲目》后序云：“春秋，鲁史之旧名也；编年，鲁史之旧制也；策书，鲁史之旧文也。夫子述而不作，孰谓春秋为作？曰：其事则述，其义则作。本天道以本人事，本王道以正伯图，严君臣，辨内外，惩恶而劝善，其要归于拨乱世而反之正。笔则笔，削则削，非圣人孰能作之？故春秋史也，而谓之经……推本荀悦汉纪以为资治通鉴一书，凡一千三百六十二年之事，珠贯绳联，粲然可考，而春秋编年之法始复，其功可谓伟矣……至于帝曹魏而寇蜀汉，帝朱梁而寇河东，系武后之年，黜中宗之号。与夫屈原，四皓之见削，扬雄、荀彧之见取。若此类，其于春秋惩劝之法又若有未尽同者，此朱子纲目之所为作也。”〔22〕 朱熹平日，戒人勿治春秋，〔23〕此盖理学家先经后史之一贯见解。〔24〕惟是朱熹据春秋大义论政论史，例亦不少。其《答张敬夫书》之一云：“春秋之法，君弑贼不讨，则不书葬者。正以复仇之大义为重，而掩葬之常礼为轻。以示万世臣子，遭此非常之变，则必能讨贼复仇，然后为有以葬其君亲者，不则虽棺槨衣食衾于隆厚，实与委之于壑，为狐狸所食，蝇蚋所嘬无异。其义可为深切著明矣。而前日议者，乃引此以开祈请之端，何其与春秋之义背驰之甚邪？”〔25〕在此，朱熹引春秋大义斥祈请之使，是其以义理论政。论史，亦莫不然。〔26〕理学家言义理，亦即至善，〔27〕陈义不可谓不高。如“论治便须识体”，〔28〕即治道须合宜。其中王霸之辨尤见心术：“若（汉）高帝则私意分数，犹未甚炽。然己不可谓之矣。（唐）太宗之心，则吾恐其无一念之不出于人欲也。直以其能假仁假义，以行其私……千五百年之间，正坐如此，所以只是架漏牵补，过了时日，其间虽或不无小康，而尧、舜、三王、周公、孔子所传之道，未尝一日得行于天地之间也。”〔29〕朱熹意谓千五百年来不过是人欲行耳。汉祖唐宗之非出自圣贤门户，而从智谋功力中来，〔30〕此即朱熹以孔孟理想衡评汉唐，是以史为据，推理学至极之意，亦即论治道心术，俱以孔孟理想为理想。无论言政言史，不过言道而已。世风既坏，〔31〕人才即无由可出，遑论治道？唯靠学术以转世运，中国古代学术，经史难分，《春秋》一书，亦经亦史。朱熹虽视之为史，〔32〕亦称《春秋》以不善者戒，乃经世大法，〔33〕圣人欲藉之遏人欲于横流，〔34〕云云，分明是一种“存天理、去人欲”〔35〕的理学家观点视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