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本文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与方法，从三个方面对孔子道德教育思想进行了较深入的发掘和较全面的探讨：（一）孔子之重视道德教育，是由其所代表的阶级的教育目的决定的，是其提出的德治论所要求的，是以人性论为理论根据的；（二）孔子进行道德教育的内容和要求，主要是仁礼、忠恕、孝悌、信义、智勇等的教育；（三）孔子进行道德教育的原则和方法，主要是立志乐道、学思结合、言行一致、自省自克、因材施教、以身作则。本文认为，对孔子道德教育思想批判继承，去粗取精，有利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改进道德教育工作。 孔子，作为我国古代伦理学说的奠基人和道德教育的开创者而在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孔子的道德教育思想不仅对于我国传统文化道德教育的发展关系很大，而且对于东方甚至世界各国的文化道德教育也影响深远。过去我们对孔子教学思想探讨较多，对其道德教育思想注意不够，认识上是有失偏颇的。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认真研究孔子的道德教育思想，发掘其合理成分，阐释其深刻内涵，剔除其糟粕因素，对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改进道德教育工作，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 道德教育是生活于现实各种社会关系中的有道德知识和道德经验的人们，依据一定的道德准则和要求，对其他人有组织有计划地施加系统影响的一种活动，是道德要求转化为人们道德品质所不可缺少的重要活动，没有或缺乏道德教育，任何一种道德都不可能或难以深入人们内心，掌握社会生活，发挥应有作用。正因为这样，道德教育历来被摆在各种教育理论体系的突出位置上，历来为一切关心道德进步和人格完善的有见识的思想家所重视和强调。在中国古代，教育的中心是进行伦理道德教育，教育家的教育思想差不多都是以研究道德教育为主，这种情形在孔子身上表现更为明显，也可以说是由他开其先河的。孔子进行教育的内容是多方面的，其中道德是最基本、最主要的内容。“子以四教：文、行、忠、信。”[1]忠、信属于道德内容，那么行是什么呢？ 看孔子本人的回答：“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2]很显然，孔子把孝悌、谨信、爱众、 亲仁看作是“行”，这些“行”其实也属于道德内容。至于文，则是指诗、书、礼、乐等，其中也有不少道德内容，孔子之所以把教育主要归结为道德教育并非常重视道德教育，大致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和根据。 其一，是由孔子所代表的那个阶级的教育目的所决定的。一切教育，总以培养和造就人才为指归，这在古今中外是一致的。问题在于要培养和造就什么样的人才，这在阶级社会里，不同的人们就有着很不一致的看法。孔子所处的时代，是我国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变的时期，孔子则是奴隶主贵族向封建地主阶级转化的思想家，从其所代表的阶级利益出发，孔子在其教育理想中所欲培养和造就的人才，是那些“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3]， 能施行仁政的“士”和“君子”，即所谓治术人才，他希望这种人将来能成为替统治者服务的人才以实现他的理想政治。孔子说仲弓“可使南面”[5]，又说“政事：冉有、 季路。”[4]季康子问子路、子贡、冉求可以“从政”吗？ 孔子回答都可以“从政”[5]。“学而优则仕”这句话虽是出于子夏之口[15]， 但确实反映了孔子的思想，与不学而仕这种世袭制的特征相比较，在当时是有一定的进步作用的。在孔子看来，培养治术人才，读书学习，掌握各方面的知识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进行道德教育，学习知识也是为了更好地提高道德修养的水平。他要求学生“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1]，“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6]学生樊迟“请学稼”、“请学为圃”，孔子不但冷淡地予以拒绝，还在背后骂樊迟是“小人”，并由此说了一通“焉用稼”的所谓道理：“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7] 这就是说，在上者只要对庶民施以“礼”、“义”、“信”，则他们就不敢不“敬”、不“服”、不“用情”，用不着自己去从事生产劳动。可见，孔子强调学习礼、义、信，提倡道德，就是为了让民敬、服。这种观点，暴露了上好礼义的虚伪性，正表现孔子的阶级立场和思想落后的一面，这可以说是孔子之重视道德教育的阶级根源。 其二，是孔子提出的德治论所要求的。孔子认为，治国安民要有三个基本条件，即人口众多、经济富足、教育发达，叫做“庶”、“富”、“教”[7]。经济在先教育在后，富而后教， 这表明他似乎看到了教育对物质条件的依赖关系，但他又主张“去食存信”。孔子强调，一个国家在“足兵”、“足食”、“民信”三者之中，“民信”最为重要，在不得已时宁可“去兵”、“去食”，但“民信”不可失，因为“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8]怎样才能取得民信呢？孔子总结夏、商、 周以来的统治经验与教训，认定“尚力”者不得善终，“尚德”者终有天下，因而提出了“为政以德”的主张，这是他把政治与道德结合起来的治国方案。他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9] 他又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9] 在孔子看来，用“政法”和“刑罚”的办法对待人民，人民虽多方趋避，只是暂时免于罪过，却没有廉耻之心；而用“德化”和“礼治”的办法对待人民，人民不但有廉耻之心，而且人心归服，甚至能像群星围绕北斗星那样地拥戴统治者。这种观点强调道德在维护社会长治久安方面的作用，不无道理，但它排斥法治的作用，有明显的道德决定论倾向。孔子认为，要实现“德治”，除了统治者应注意自身的道德修养外，全体社会成员都必须具备相应的道德品质，而这就有赖于道德教育。通过道德教育，培养社会成员的道德品行，形成整个社会遵守道德的风尚，可以为政治上实行“德治”创造条件。他说：“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8] 一旦社会遵守道德的风气形成，势必风吹草偃，产生巨大的安定社会的力量。可见，孔子强调道德教育，是以德治论为其政治基础的，是想通过道德教育，加强人们的道德修养，以此对政治发生影响。 其三，是以人性论的观点为其理论根据的。孔子很少讲人“性”，但孔子却是我国思想史上第一个提出人性理论的思想家。他提出的“性相近也，习相远也”[10]这个关于人性问题的重要命题，开创了人对自身研究的先河，具有发端的意义。一般认为，孔子在这里所说的“性”，是指人的先天遗传性或天生的素质；所说的“习”则是指后天的习染（包括环境主要是教育的影响）。这个命题的意思是说，人的先天遗传性或天生的素质大体是“相近”的，并不因贫富、贵贱而有何差别，不过由于后天的环境主要是教育的不同，各人学习的不同，于是就“习相远”了，就出现了千差万别，悬若天地：有人或者为善而成为“君子”，有人或者为恶而成为“小人”。孔子由此形成了自己道德教育思想的理论根据。正因为人性是可以改变、可以塑造的，人能学习、需要学习，所以道德教育就成为可能的和必要的。靠后天的道德教育，才能形成道德品质；后天的学习，才是掌握道德的主要途径。这种观点是具有唯物主义的合理因素的。尽管孔子也说过“生而知之者”[11]这样的话，也曾自吹过“天生德于予”[1]， 那是受到阶级偏见以及旧的传统影响所致，是先验论的观点，但是，他的教育实践本身却否定那种观点；那种观点在他的思想体系中应当说也并不占重要的地位。他自己就不以“生而知之”自命，而承认“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1]， 从其关于人性的思想出发，孔子提出了“有教无类”[12]的主张，以为教育应该为大多数人服务，每一个愿意进德修业的人都应有受教育的权利，不应该受到贫富、贵贱、年龄和地区的限制，所以他招收弟子都是根据这一原则的，一般人只要完成入学束修的礼节即送十条干肉，他无有不教之理。这种主张是顺应春秋末期学术从官学转向私学“天子失官，学在四夷”[13]的历史潮流的，是包含一定的民主因素而有进步意义的。不过，也应看到孔子“有教无类”的思想中所包含的扩大教育对象的要求毕竟还是有限度的，如果把它理解为完全打破了阶级的界限，连奴隶都包括在其教育对象之内，那也是不正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