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当代民族精神 本文以说明构建当代中华民族精神的历史必要性为开端，论述了与构建有关的几个主要问题：指导思想和方法论的历史演变；当代科学技术理性对于民族精神的当代构建的意义；在中西文化比较的维度上对当代人文精神的新的理解。论文最后以“构建秩序”的新观点，为民族精神的转型和进步设想了一条具体操作的道路。 1.前言：构建的必要性问题的提出 1.1 为什么要提出建构中华民族的当代精神问题？ 这与我们当前所处的社会形势和民族精神状态的现实情况密切有关。我们正处于一个大变动的时代。从经济的高速增长到社会结构的日新月异，到人们生活方式的变动，所有这些都几乎是未曾预料到的。各种现实事实都在向我们显示着我们所处的这个伟大时代的特点：在人的生活的各个领域中和各个层面上，一切都在或快或慢地变动着，这些变动互相之间又或者影响着、分离着、对立着、矛盾着、冲突着，或者吸引着、接近着、掺和着、溶解着……有如我们在天文馆的天象厅里看到的天体演化的示意过程。 1.2 人们无疑会共同地作出判断：近十五年来中国社会的变化是以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人的思想解放运动为起点的。正是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中国开拓了“改革开放”的伟大道路。在改革开放的旗帜下，中国人开始勾画中国社会的新蓝图。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人的思想精神上的大变动、大飞跃，是促成社会变动的前提。 1.3 作为“启动变革的思想”的民族精神，其意义在于它是一种打破旧格局的思想状态，是人的一种“新的”有指向意义的精神。没有它，就谈不上社会在实际上发生任何变化的可能性；但当它启动了社会变革，当社会结构在人的实践活动的作用下开始发生变化之后，人的实践活动就成为直接决定社会变革的最有意义的力量要素，这时，可能出现的情况是：人的思想往往滞后于社会实际的变动，思想得“跟着”新出现的既定事实走。在这种情况下，人的精神世界显得有些被动，以至于有时候，或者说在许多情况下，“人跟形势走”，成为一种普遍的观念，似乎“实际变革本身”直接就会把人带到人所理想的美好境界。因而，思想也就一改在刚刚启动变革时期的生气勃勃的奋发状态，慢慢地进入了“惯性式”的运行。渐渐地，思想就可能成为社会现象的附属事物，随之也就出现了对社会现象的无思考的“熟知”（归附）和“崇拜”（顺从）。 1.4 这种情况可能导致两种后果：其一，是思想不再积极地“进行思想”，原来积极的意识进入一种“安眠”状态，认为“大功告成”，自己的任务已经实现，似乎一切只要等待实际的发展后果就可以了。这样，就必然形成对“自发性”的盲目崇拜；其二，由于思想的积极性的失落，它不再有兴趣，也不再有威力来统摄全部实际现象，而实际的发展又是如此迅速，“实际”的力量的崛起，在某种程度上也从各个领域中替代着、以至于排斥着跟不上形势发展的“理论”，这就使得“自发性”更为合法。同时，实际的发展朝各个方向扩张的深入，它必然面对十分不同的对象，触及到十分不同的客观情势，因而实际情况也就在各个不同的方面和领域发生着十分不同的变化，产生着十分不同的后果。思想如果只是在“无所用心”地“跟随”着实际走，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必然出现思想本身也要追随实际的各个不同方向，从而导致（牵引着）思想本身朝着各个不同方向分化。在这种情况下，分化了的“各种”思想虽然对于整体的社会发展状况几乎已无实际的指导性而言，但它们作为一个方面或方向的实际发展的精神代表，则都要极力地为“自己的精神”（实际上是自己所归属的）方面或方向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制作出特有的、以“理论”（当然只能是不成熟的）为形态的论据。从而，民族精神内部会出现思想的分流，因此，不同思想的差异、矛盾、以至于冲突，就可能在实际的社会生活中表现出来。而当此时，大部分人对自发倾向的崇拜，必然为已经存在着的各种有差异的和有分歧的不同思想，提供通过竞争和论理来展现和扩张自己的精神空间。从外观上看来，这种情况就表现为社会思想的“多元”和“混乱”，对缺乏理论根基的普通人来说，在这时就会觉得“无所适从”，在精神上感到“茫然”，或者他们干脆抛弃面对的理论抉择的任务，放任思想或者懒得思想，而躲进单纯追求“物欲”的蜗居之中，纵情于声色狗马、灯红酒绿，丧失掉自己本该拥有的高尚而丰富的精神生活。这就是所谓的“精神萎缩”和“道德滑坡”现象。 1.5 这就形成了社会实际事件（社会行为、物质成果、社会机构 、组织团体等等）的蓬勃发展和进步，同人的精神世界的不发展或者退步之间的强烈的反差。但是，人作为以自己的先导来拓展自己的实践活动的存在物，在社会大变革时代，在总体精神发展滞后于实际事件发展的情况下，总是力求在总体的发展过程中，实现这二者在动态条件下的协调和平衡。所以，每当这个时候，人们就疾呼精神的振兴，召唤精神的“复归”。 1.6 因为面对的是精神领域的“多元”和混乱的现实状况，所以，这种对总体的、普遍的民族精神在社会发展过程中与实际事件的相协调性、以至于优先性的疾呼和召唤，就转变为对民族精神的“重新建构”的时代要求。 1.7 就这样，在“重新建构（或构建）民族精神”这个为时代的发展所必然需要的最为迫切的论题中，就包含了三个预设性的问题：其一，从对当代社会转型有导向作用的普遍性精神形态的要求出发，必然探讨的是对现实存在的各个精神潮流通过综合所进行的场弃。在这种综合中，蕴涵着思想对它认为它可能而且应该涉及到的最大时空范围内（古今中外）的各种精神样式的形态的考察、批判和在这种综合中以同时态的共生和融合为形式的对这些精神内容的消解。其二，这种要求重新构建的愿望，表达了一个文化判断：旧的东西已经不适应新的形势了，它们从现实性的东西转化为历史性的东西了；而新的东西、为时代的发展所需要的东西还没有被建立起来。时代的转换性质，赋予我们的思想以“继往开来”的精神建设的任务。它的动力到底在哪里？其三，建构（或构建）任务的实现，必然以一定的（一系列的）建构方案（建构目标和建构程序）的实现为其真正的内容。所以，“建构什么？”和“如何建构？”就是问题的实质。 2.民族精神的转型。“综合论”的来由以及它的后问题 2.1 中国人的民族精神在近代发生了一个巨大的变化。其主要标志就是：由于西方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武力侵略，中国原来的自成一统的封闭的社会圈被强行打破，西方文化（从军事、科学、制度，到风俗、学术和精神）突兀地呈现在中国人的面前，中国人观念中的“世界图景”逐步地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 2.2 按照传统的中国古代主流观念来说，中国就是世界（天下）的“中心之国”，中国“周围”的那些民族，无论是“夷”是“蛮”，都被中国人认为是没有教养和没有文化的“番类”。无论是文治方面还是武功方面，这些“番类”都必须向中国人学习，或者接受中国人对他们的教化。中国人的这种世界图景，在很长的时间里养成了十分自信的民族优越感。他们自信自己的生活方式、社会制度和精神文化，都是“最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