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按照唯物史观，从经济根源上说明了人道主义的实质和首要功能在于反映并维护市场经济之后，我们还必须按照人道主义作为价值理想的规定，进而说明人道主义对于市场机制的超越性。我们的哲学，不是绝对还原主义，不是齐美尔那样的“货币哲学”，绝对不能把人世间许许多多不能完全直接归结为市场机制的东西，强行归结为等价交易，使高尚的人道主义理想，完全被直接的商品买卖原则淹没。否则，我们所讲的人道主义，确实可能变成“经济动物的人道主义”。 其实，误解早已出现。美国的新托马斯主义者波利奥拉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反人道主义》一文中说，马克思主义不承认人的任何高于物质要求的东西。〔1 〕托马斯主义者波叶尔甚至把共产主义对物质福利的关怀，宣布为共产主义者“关怀物质需求而轻视了人的高尚活动，使这种活动成为有限的和不稳定的”〔2〕，等等。 美国社会学家米尔斯在其所著《马克思主义者》一书中，竟然写了这样一段谬论：马恩的唯物史观是“把古典资本主义的市场的经济模型——在这种模型中，事变是由无数作出决定的人（例如决定价格的买主和卖主）无意之中造成的——加以普遍化而应用于整个社会。”〔3〕这种议论， 简直是把马克思所一再否定和批判的对象当作马克思主义本身来加以附会歪曲。看来，即使为了反驳这些曲解，明确地说明马克思主义关于人道主义也有超越市场机制方面的内容，仍然是十分必要的。在人道主义与市场经济关系问题上，马克思主义者的态度可以简缩成两句话：人道主义产生并服务于市场经济，同时，人道主义又大大超越了市场经济。只讲其中一句话，不是马克思主义。 唯物史观不是唯功利主义 早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马恩便指出：“把所有各式各样的人类的相互关系都归结为唯一的功利关系，看来是很愚蠢的。这种看起来是形而上学的抽象之所以产生，是因为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中，一切关系实际上仅仅服从于一种抽象的金钱盘剥关系。”〔4 〕《共产党宣言》则进一步批判资产阶级“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5 〕马恩批评交换价值渗入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并导致道德退化的言论俯拾皆是，对市场功利主义的严厉批判也不止一处。 晚年恩格斯对历史观上的“经济唯物主义”的批评，可以作为唯物史观不同于市场功利主义的一个证明。当时，他在给布洛赫的信中说，“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6 〕恩格斯在另一信中，又进一步强调了“国家权力”对经济的巨大反作用以及法律规范对经济的强大影响力，甚至说“法原则”能在某种限度内改变经济生活，等等。他的结论是：“整个伟大的发展过程是在相互作用的形式中进行的（虽然相互作用的力量很不均衡：其中经济运动是更有力得多的、最原始的、最有决定性的），这里没有任何绝对的东西，一切都是相对的。”〔7〕 恩格斯反对“经济唯物主义”的论述对于我们从唯物史观角度认识人道主义对于市场经济的超越性来说，启发也是巨大的。 其一，我们所讲人道主义产于并服务于市场机制，是在“归根到底”的意义上讲的。如果它被歪曲成人道主义只是市场机制的简单反映，它只以保证价值规律为唯一功能，二者根本不存在互为因果关系，等等，那么，这只能被看成一种简化。市场机制是人道主义的物质灵魂，但是，构成人道主义价值观体系的，还有许许多多不是由市场机制直接派生和直接说明的人类精神现象的特质。人道主义中的这些市场机制的超越者，与人道主义中由市场机制直接派生和说明的部分，共同构成了人道主义内部结构中的彼此交互作用，形成了新的“怪圈”。可以说，正是人道主义中这一超越部分的存在，才使人道主义得以洗涮自己身上难免的“铜臭”味，出脱成为人类精神海洋中的不灭的灯塔。 其二，人道主义对于市场机制的超越性，实际上，完全可以在物质进化的层次性中找到说明。物质进化至某一层的性质，一方面表现为其下一层物质性质，另一方面又表现为它突生的特质。如果我们把作为人类精神层的人道主义看作物质进化至社会上层建筑层的现象，那么，人道主义的性质，一方面表现着其经济基础，即表现着社会经济层的价值规律；另一方面，又表现着超越于经济规律之上的人的价值观中的特质。整个人道主义，是反映经济规范及超越经济规范两层次的统一体。这样，如果我们不得不承认人道主义是发生高于经济生活一个层次中的人类价值观中的东西，那么，人道主义对于市场机制的依赖性和超越性，便同时成为不可避免的事情。 其三，如果说，引用恩格斯的论述，可以用以标示对人道主义依赖于市场机制之理论可能会被绝对化的一种警戒的话，那么，恩格斯反对“经济唯物主义”的整个思路，则是说明人道主义超越性的理论依据。市场机制不是万能的，它固有巨大的弊端。只有人道主义对它的超越性及其对市场异化现象的遏制，才构成了当代人类生活中的有序。如果人道主义没有这种超越性，如果人类进化只能在市场机制的摆弄下趔趄前行，那么，社会进化对人就太悲惨了。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于社会意识形态超越于其经济基础的相对独立性和形式多样性，在理论上从来是明确承认的：不仅承认人们的价值规范体系不会与其经济基础僵化地一一对应，前者对于后者是一个能动的有取向的机制，前者具有服从后者的“他律”属性，又有相对独立的“自律”属性等等，而且承认人们的观念形态总是构成对派生它的经济生活某个片断的简单化、僵化、绝对化、理想化和幻化，等等。可以设想，人道主义价值观念中超越于市场机制的部分，便是这种意识形态特征在其积极意义上综合体现的结果。自由对使用价值的关系被淡化了，政治自由、思想自由、个人自我选择等等，被突出了；平等的等价交易根源被推后了，机遇平等、人格平等、思想平等，等等，被理想化了；人道主义的物质性被逐渐掩盖起来了，人道主义超越市场的方面（如集体主义、大公无私、舍生取义、富贵不淫、崇俭尚仆、扶危济难等）成了“正宗”。要知道，社会意识的这种特征，是任何人都无法抗拒的。我们只能认识它，对它幻化出的人间精神奇景报以惊叹，却不可以轻言否定它或强力改造它。《资本论》对“自由王国”也只能“存在于真正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8〕的说明， 事实上便是对人道主义这种超越性不可避免的一种省察。至于毛泽东对伟大的人道主义者白求恩精神的解剖，则更是对人道主义超越性的深情礼赞。在人道主义的这种超越性之中存在着真正的人的主体性，人的崇高和伟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