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跨世纪的有中国特色现代伦理学的理论建构，要阐明道德在提高人的能力、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精神完善化中的地位、作用和价值目标；要努力培植一种能够推动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市场经济发展的科学的人文精神和价值理性；要认真分析和正确认识我国现阶段社会生活特别是人的精神生活的矛盾，切实为促进这些矛盾向着社会主义方向发展创造伦理条件和提供价值导向。 关键词 跨世纪 精神完善化 商品生产 个人利益 社会利益 今年年初，江泽民同志发出了“要学一点伦理学”的号召〔1〕。 这就向广大伦理学工作者提出一个重要的任务：如何适应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丰富和完善马克思主义伦理学说的理论构建，使其真正成为跨世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伦理学，以为我国人民提供一种具有广泛现实可行性和实际操作性，能够充分反映当代时代精神和社会发展大趋势的关于道德的科学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和行为评价标准的范导，这是一个光荣而艰巨的使命。为了无愧于这一使命，科学地确定建设跨世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伦理学的应有视角，就是十分必要的。 一 任何一个时代的伦理学，都是那个时代关于人的生活意义和人生价值的理论表现，都是时代精神的曲折反映。当代世界发展的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新技术革命的兴起和蓬勃发展。这一革命的发展表明，人的体力劳动将越来越被先进的科技装置所替代，人们将越来越不必直接参与生产过程，我们的时代正在发生一种从解放人的体力进而到开发人的脑力的伟大转折。这种被西方学者称之为“智力革命”的转折，已经使衡量社会财富的尺度不再是劳动的耗费即劳动时间的数量，而是组成为社会的人的发展程度；现在社会的进步在很大程度上越来越取决于人自身的全面发展和精神完善化的进程。当代新技术革命发展所造成的精神生产和物质生产日益接近的趋势；科学技术迅速发展和人的精神生活相互作用不断加强的趋势；人的精神需要日益增长的趋势；人的精神生活国际化的趋势；等等，就是这一历史性转折的具体表现。 马克思、恩格斯曾经尖锐地揭露了所谓资本主义文明的实质，指出资本主义“总是把生产看成人的目的，又把财富看作生产的目的”。与此相反，他们强调：“工人们在自己的共产主义宣传中说：任何人的职责、使命、任务就是全面地发展自己的一切能力”〔2〕。长期以来， 人们总是讳言人的全面发展和精神完善化是社会主义的目的，然而，如果把人的本质如实地理解为“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肯定个人的解放同社会的解放的不可分割性，那么人的全面发展和精神完善化不正是意味着旧的经济关系的变革和旧的人际社会关系的改造吗？马克思说：“所谓财富，倘使剥去资产阶级鄙陋的形式，除去那在普遍交往里创造出来的普遍个人欲望、才能、娱乐、生产力等等，还有什么呢？不就是无限地发掘人类的创造天才，全面地发挥，也就是说要发挥人类一切方面的能力，发展到不能拿任何一种旧有尺度衡量的那种地步么？不就是不在某个特殊方面再生产人，而要生产完整的人么？”〔3〕。可见， 那种片面地理解当代新技术革命所显示的社会内涵，人为地把尽快地提高社会生产力同人的全面发展和精神完善化对立起来，是没有根据的。为了适应当代新技术革命的发展，人的全面发展和精神完善化，应当成为建设跨世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伦理学的主题。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改革的实践就证明，提高全民族的素质，造就一代“四有”的新人，是何等重要！ 人的全面发展和精神完善化是一个历史的过程，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具有不同的内容，它的进程和量度总是同人的社会责任的扩大紧密相连的，而人的社会责任又是同人的自由选择的范围和能力分不开的。历史的发展就是这样：人类每一次实践活动的重大飞跃都表现为人自由选择的范围和能力的扩大，从而人的社会责任也随之扩大。在当代新技术革命条件下，人的社会责任问题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突出和更加尖锐。现在西方流行着一句话，说当代的科学技术“既是上帝，又是魔鬼”。的确，当代科学技术的巨大进步，既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创造力，也造成了前所未有的破坏力；它为社会的进步和人的发展开辟了新的巨大的可能性，但同时也可能带来人控制不了的破坏整个人类生存基础的严重后果。当代核能的开发利用和核威胁的同时存在；遗传工程技术的发展既为人类定向地创造新生物，战胜各种疾病创造了条件，但它同时有可能用来创造一种被西方称之为“人类末日的武器”的“基因武器”，且因其盲目使用而导致“生态爆炸”，危及整个人类的生存；等等，就是证明。因此可以说，在当代新技术革命的条件下，人类的明天取决于人们自己作出什么样的选择，怎样使用自己的能力和手段，这就无怪乎一些西方学者也认为，“责任范围的不断扩大”乃是新技术革命时代的一个重大的“理论主题”。已故的罗马俱乐部总裁雷利奥·佩西指出，在新技术革命条件下，“人类从全球规模面向未来，这还是第一次……我们正处在一种与以往不同的新地位，负有各种前所未有的责任；如果我们无知、目光短浅和愚蠢，那么我们就会给自己造成一个灾难性的未来”。〔4〕佩西的话揭示了当代这样一个重大的社会课题， 这就是人们必须面向未来，对全人类的命运负责，培养和造就出一种能够自觉地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服从于全人类共同的崇高目的和理想的全面发展的新型的人。当代新技术革命的发展，无论从劳动方式的变化，产品对象化方式的变化，还是从消费方式的变化来看，都必须造就出这种新型的人来。 所以，如果说人的全面发展和精神完善化应该是建设跨世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伦理学的主题，那么，培养和造就出这种人来便是它的责无旁贷的理论使命。古往今来，一些理论学家总是热衷于所谓“道德形上学”的探讨，和对人的“终极价值的关怀”，然而他们却又总是把人们的眼光引向所谓“对现实的超越”，又总是求助于理性的思辨构建或心性的灵根再植。他们不知道人即是人的社会本身，因为正是社会才是人存在和发展的特殊形式。“社会本身，即是处于社会关系中的人本身”〔5〕。因此“道德形上学”只能到人的社会存在中去寻找， 对人的“终极价值的关怀”也只有在实现社会发展的客观历史使命中去追求和确定。既然当代新技术革命的发展空前地扩大了人的社会责任，要求人们努力增强自身全面发展和精神完善化的能力，把自己造就成为上述的新型的人，那么努力提高这种能力，把自己造就上述新型的人，反过来又成为人们适应新技术革命发展的要求，推动新技术革命沿着造福于人类的方向发展的责任。因为主体的能力既是承担客观责任所必须的条件，同时也是一种责任客体。这就是说，在当代人们不仅要对改造客观自然负责，同时也要对改造主体自身负责，要把发展人的能力，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精神完善作为一项任务，一种责任提到人们的面前。如果说跨世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伦理学也有自己的“道德形上学”的话，那么这便是它所应该追求的“道德本体”和价值理性，也是它所应注重的对人的“终级价值的关怀”。它必须围绕这一历史使命和客观责任，来展开自己的理论思索和构建，真正依据人类道德生活发展的历史经验和客观规律，阐明道德在提高人的能力、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精神完善化中的地位和作用，揭示提高人的能力，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精神完善化的道德机制和道德价值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