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新一代领导核心胡锦涛同志指出：一个有远见的民族，总是把关注目光投向青年；一个有远见的政党，总是把青年看作是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前进的重要力量。党在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现代化建设的长期过程中所形成的观察和解决青年问题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都十分关心和重视中国青年的成才问题。并在坚持马列主义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基础上形成了一系列关于青年成才的辨证思想，这些思想充满了科学和实践色彩，对中国一代又一代青年产生了深远影响和巨大推动作用。本文就党关于青年成才的时代内容、政治方向、实践途径等三方面作一简约的勾勒与比较，以说明我党在中国青年成才问题上的思想发展及其创新过程。 一、青年成才思想的时代发展 时代性与民族性，是任何人才尤其是青年人才不可或缺的两种基本属性。诚如恩格斯所说：“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注：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1995年版，1995年版第284页）时代性要求某一社会的人才尤其是青年人才必须要站在时代的前列，反映时代的要求，倾听时代的呼声，回答时代的问题，体现时代的精神。民族性要求该社会的青年要把本民族的特点、传统和精神内化于自身而形成特有的风格、模式、内容和形式。中国青年人才的生命力本质上根植于两者的完美结合，党历来都十分关注这一点，从而形成了既一脉相承又凸显时代特征的青年成才思想。 20世纪50年代末，中国共产党针对西方敌对势力“和平演变”的图谋，为确保社会主义的巩固和发展，提出了努力培养与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战略任务，这是我党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事业特别是青年事业的重要贡献。1958年，毛泽东代表党中央第一次提出青年人才的标准是又红又专，他说：“政治和经济的统一，政治和技术的统一，这是毫无疑义的，年年如此，永远如此。这就是又红又专。”（注：参见毛泽东《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又辩证地说：“一方面要反对空头政治家，另一方面要反对迷失方向的实际家。”（注：参见毛泽东《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根据新时代的要求，党不断继承和发展了这一重要思想，并把握住了客观环境和主体目标对青年成才的重要意义。提出“红”与“专”在新时代必须有新内容，1977年，党的第二代领导核心邓小平敏锐提出“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思想，并围绕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历史性课题多次提出关于培育社会主义“四有”新人的重大历史任务。并且强调：在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的同时，“还要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最根本的是使广大人民有共产主义的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注：参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8页）这标志着党关于培育社会主义“四有”新人思想的完整形成，并辨证发展了毛泽东时代的“又红又专”的提法。1986年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指导方针的决议》中，把培育社会主义“四有”新人的思想，以党的中央文件的形式正式规定下来。党的第三代领导核心江泽民在新时期进一步强调、深化和发展着青年成才思想，并作出了青年成才的创新性规定，把培育“四有”新人的要求落实到各项实际工作中去，“各级各类学校不仅要建立完备的文化知识传授体系，而且要把德育放在首位，确立正确的政治方向”。（注：参见《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要“积极创造条件，把广大青年和知识分子培养成为又红又专的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注：参见《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不断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注：参见《2000年在中央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党关于对青年一代要加强“又红又专”教育、“四有”新人的培育、高素质的社会主义公民培养等方面的重要思想，既是汲取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教训，又是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客观现实出发，既有战略的眼光，又有极强的针对性，为一代又一代中国青年的成才指明了道路。 二、青年成才思想的政治方向 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一文中指出：“由整个社会的力量来共同经营生产和由此而引起的生产的新发展，也需要一种全新的人，并创造出这种新人来。”（注：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995年版，第242页）这意味着一种新的社会制度下的生产需要有新素质符合生产的人来完成生产。党在新中国成立后曾诠释这种“全新的人”是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人。但新人培养的核心问题是什么？显然，一个社会需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是由该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总体决定的，而社会主义新中国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要培养和造就出一代又一代具有远大共产主义理想、高尚的道德情操、渊博的科学文化知识和自觉遵守纪律并富于创新精神的时代新人。其中“德”就是人才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尽管传统的德、智、体框架中的“德”，是一个内涵颇为庞杂的体系，包括思想、政治、品德、理想、信念、纪律、信仰、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心理素质等要素，又加上要素与要素之间或交叉或渗透。在这样一种庞杂而丰富的内容体系中，青年的德之教育常常失之偏颇，或重或轻，甚至也有过失误。但党始终坚持着青年成才最为关键的一条：站在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上。 在抗日战争时期，党就提出把“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抗日军政大学办学方针的首位。“青年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注：参见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后来又提出又红又专的思想。“文革”十年，受“左”的路线干扰，人才培养的方向走向反面，搞“思想工作万能”、“政治冲击一切”的机械思维方式和工作方法，抽离了政治的现实基础，一度发生“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把“阶级斗争”作为青年的“一门主课”，这对国家和青年个体成才所造成的损失难以估量。粉碎“四人帮”以后，党及时恢复了正确传统，认为各级各类学校不仅要建立完备的文化知识传授体系，而且一定要把德育放在首位，确立青年成才的政治方向，从而引导和帮助青年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诚如邓小平所说：“学校应该永远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注：参见《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04页）“其他方面出这个那个毛病不要紧，但是这个问题不解决好，将来要出大问题，要犯大错误”。（注：参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92页）党在多种场合强调要加强对青年的政治教育、形势教育、思想教育，包括人生观教育、道德教育。批判那种把正确政治方向同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对立起来的所谓“智育第一”的错误观点，并突出强调培养人才应坚守正确的政治方向的价值。邓小平深刻指出：“学生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这不仅不排斥学习科学文化，相反，政治觉悟越是高，为革命学习科学文化就应当越加自觉，越加刻苦。”（注：参见《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04页）“专并不等于红，但是红一定要专。”（注：参见《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62页）在新的历史时期，党更是一刻未放松青年成才的政治方向问题。尤其是面对西方敌对势力的“西化”、“分化”图谋。一方面坚持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及其新发展的理论成果引导和教育年青一代；另一方面，回答青年一代在新形势下思想认识上产生的各种困惑，坚定他们对党和社会主义的信念；并始终坚持不懈地对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和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以及革命传统教育与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明确指出：“要加强青少年的思想道德建设，引导人们在遵守基本行为的基础上，追求更高的思想道德目标。”党在事关青年成才的政治方向和根本原则的问题上，始终旗帜鲜明、理直气壮、毫不含糊，并将推进“社会主义思想教育”，提倡“五爱”及“三个主义”教育上升为宪法原则。（注：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国法制出版社，1999年版）“要重视引导人们特别是青少年树立正确的理想、信念、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反对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抵御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腐朽思想的侵蚀。”（注：参见《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毋庸置疑，大力开展青年的思想政治教育，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一贯思想，更是党领导集体的殷切希望，是“德”之根本与归宿。列宁曾说：“对人民进行政治教育——这就是我们的旗帜。”（注：参见《列宁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69页）毫无疑问，忽视思想政治教育、理想教育、道德教育等，不可能培养出优秀的现代人才，也不可能塑造出一种文明、开放、民主、科学、进步的民族精神，更不可能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它始终是青年人才培育的首要问题，在“三育”中起着统帅和支配的作用。“国家通过普及理想教育、道德教育、文化教育、纪律教育和法制教育，通过在城乡不同范围的群众中制定和执行各种守则、公约，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注：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国法制出版社，1999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