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全球化是当代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它最直观地从经济领域得到表现，同时又渗透到文化、政治、道德等多个领域。正如齐格蒙特·鲍曼在他的《全球化——人类的后果》所说，“对每个人来说，全球化是世界不可逃脱的命运，是无法逆转的过程。它也以同样程度和同样方式影响我们所有人的一个过程”[1]。青年是社会发展中最少保守思想、最易接受新观念的群体。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和扩展，青年的生存方式也必然会发生相应的变迁。 所谓人的生存方式是“指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人如何真实的生存和如何对待生存的问题”。[2]人的存在方式既是相对稳定的，又是不断发展变化的，这种变化源于其生存境遇的不断变化。马克思指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3]同时，又指出“现实的个人（他们的需要、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是人类历史的前提；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活，他们自己也就是怎样的。因此，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因而，个人是什么样的，这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4]，在此基础上，马克思还提出了著名的人的存在的三形态学说，即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人的依赖关系形态”、以商品经济为经济基础的“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独立性”的形态和以产品经济为基础的“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的自由个性的形态”。[5]即在马克思看来，人类社会的生产生活方式决定了人的存在方式和生产状况，有什么样的社会生产生活实践形态，就有什么样的人的存在发展样式。 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扩张，“以物的依赖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在全球范围内的确定，就会使个人的需要、能力、关系和个性等，都必须通过“物的”方式来实现和确证。这种人对物的依赖关系的物化性质，说到底它是人的基本存在方式。与此同时，在全球化进程中，青年为了追求自身的“自由自觉”的存在，正在超越“物”的依赖，转而依靠自身的能力而独立存在，并通过自身的能力的发挥来实现自身的价值，谋求自己的自由发展。因此，在全球化进程中，人首先是为追求和满足自身交往行为的社会化而存在，同时又把追求共同利益作为价值取向而存在，并且还在由网络构成的虚拟空间中存在。 二 全球化使青年生存方式发生的变化归结到一点，“那就是它使人的生存由原来局限于一定的时空之内发展为时空的压缩，由局限于一个民族国家之内发展为超出民族国家的局限，而成为世界范围内进行广泛意义上的人”[6]青年生存方式的这种变化，必然会影响青年对本民族的认同、吸引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的生成。这主要体现在： （一）青年生存方式的变迁影响着对本民族的认同感。民族是由生活在其中的个体而结成的共同体。民族精神是由民族成员凝聚和认同的精神，是引导和鼓动民族前进的精神。对民族精神的认识首先来源于对本民族的认识，也就是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同与接受。青年正处于文化接受和形成的关键时期，任何观念上的文化只要通过一定的载体对青年进行不断的传播和灌输，都会产生相应的影响。长期以来，我国青年文化接受的方式与途径是单一的，没有外来文化的侵蚀。但是，在全球化的进程中随着人的生存方式在地域、空间与观念上的变迁，使我们不得不关注全球化是如何改变了意义构成的语境的，“它是怎样影响人的认同感、对地方的体验以及自我与地方的关系，它是怎样影响人们所有的、完全的在地方定位的生活中发展而来的共享的理解力、价值观、欲望、神话、希望与恐惧的。”[7]一方面，随着教育的国际化倾向，不同国家，不同肤色的人共同在一起接受教育的现象越来越普遍。外出留学成为当今我国广大优秀青年知识分子的追求。大批外国青年来华深造又增加了青年交流的群体。这些在提升青年素质的同时，不可避免的会使西方国家推崇的所谓“普世文明”的文化影响或动摇着我们对本民族文化的认识。另一方面，网络全球化的迅猛发展趋势也使青年接受文化的空间从一国发展到多国，西方国家利用网络大肆宣传其价值观和本民族的精神。不可否认，任何一个民族既然存在着，都有着它的合理性和价值。同时，在比较中又会发现其局限性或落后性。中华民族经过几千年的发展已经成为世界优秀民族文化中的一面旗帜，但是与人类社会发展的要求相比，也还存在着许多影响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东西。青年在文化的接受中，往往易被别国文化所感染，在比较中弱化对本民族的感情。这些都影响着当代青年民族精神的培育。 （二）青年生存方式的变迁影响着对本民族的凝聚力。人对组织的感情取决于人对该组织的依赖程度。按照马克思的人的“三形态”发展理论，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当代青年正从“人的依赖”、“物的依赖”向“能力依赖”过渡。人的能力及其充分正确发挥——成为社会生产生活的第一资源和原动力。社会生产不再是在资本和机器统治和支配下的物化劳动，而是在人的能力，人力资本主导之下的“能本化”活动。在全球化竞争中，青年不再与以往一样被动地等待国家资源分配，相反，而是在激烈的竞争中，为自己的生存和发展争夺着有限的资源。特别是近年来我国为了应对全球经济发展而推行的人事制度改革、自主择业、双向选择、竞争上岗的就业机制使当代青年在改革的动荡中承受着相当大的压力。他们深深的感到自身能力资本的重要作用，同时由于经济发展与就业矛盾的加剧，相当的青年失业，使他们在承受巨大投资而暂时无法收益的情况下难免对本民族的优越性产生质疑。与此同时，随着外资企业的诞生和去外国投资的增多，出国创业与在本国的外资企业工作成了青年物化生存的新领域。在这些跨国公司里，一些青年感叹自己与祖国不知有什么联系。正如三好将夫对跨国公司的深刻论述“一个真正的跨国公司斩断了与母国之间的纽带，四处飘流，待机而动，只要能够满足自己的利益，它可以剥削任何国家，包括它自己的母国”，[8]“不管你如何看待跨国公司的所作所为，他们拒不效忠于任何国家民族，而是在全球范围内追求自己的利益和利润。他们既不代表其母国也不代表其东道国，而它仅仅代表公司自身的利益，”[9]在青年生存方式的这种变革中，对中华民族凝聚力的生成必然受到影响和冲击，影响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