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传播学视角看网络对思想政治教育的挑战 从传播学视角看，互联网的出现给传播过程各要素及相关因素带来的变化是革命性的，给思想政治教育传播造成的影响也是巨大的。本文将从传播过程中主观性要素（传播者和受传者）、内容性要素（信息）、控制性因素和舆论形成等几个方面的变化来探讨由此给思想政治教育传播带来的挑战及对策。 （一）主观性要素的变化。在传统媒介中，传播过程中传播者和受传播者与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关系大体上是一致的，即传播者常常是教育者，受传播者常常是受教育者。而在网络新媒体中，这一对应关系遭到了破坏。 1.传者大众化日趋明显。从传播学的角度来看，传统媒介中的传者居于传播的中心地位，是信息的源头，因为他拥有一定的信息优势和传媒优势。网络的出现改变了传者的这种地位，网络中的传播者已经不再居于传播的中心地位，任何拥有一定技术手段的人都可以通过互联网向别人传播信息，这种传播可以是通过E-mail和OICQ等进行点对点的传播，也可以是通过发布的形式进行点对面的传播，如BBS、网络论坛等。所以，网络的无中心传播就导致了传播者大众化的趋势日益明显。 虽然在网络中人人都可以成为信息源，成为传播者，但他不一定是一个合格的思想政治工作的教育者。因为一个合格的、成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必须具备正确的思想观念并与受教育者有一定的信息落差，不是随便哪一个都能成为教育者的。在传统媒体中，信息的传播者和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的教育者在很大程度上是结合在一起的，常常是合而为一的，因而有利于利用灌输法对受传播者进行思想政治教育。而网络中传播者的大众化趋势则在一定程度上将信息传播者和思想政治教育者的这种契合进行了剥离。“人人都可以做传播者”是不可避免的，而“人人又都是教育者”则是不现实的，也是不允许的，因此，怎样解决这个矛盾将是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必须认真考虑的。 2.受者权力增强。传统媒体中的受者基本上处于信息接受者的地位上，即使拥有一定的信息选择的权力，也会受媒体条件的限制，如电视和广播的受众只能在有限的几个频道内接受信息，他们的被动接受信息的地位不会改变。而在网络时代，受众拥有的权力前所未有地增强：受者不仅可以自由选取自己感兴趣的信息，而且可以在网上自由地发布信息；信息的重要与否，不再完全由传播者决定，而是可以由受众自己决定；受众可以对信息的接收形式以及接收时间和顺序进行自由选择；受者具有在给出的网络空间中对相关新闻事件进行评议的权力；在有的情况下，受者还可以与传播者在一定程度上进行直接的双向交流。尼葛洛庞帝在《数字化生存》一书中说：“将来编辑不会告诉我们该看什么东西，我们将告诉编辑，我们自己选择看什么东西。”对于一些信息将主动地索取，对于另一些信息将毫不犹豫地舍弃，这就是受众对网络信息拥有的巨大的否决权和选择权。网络传播的受者不一定是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受教育者，因为网众极有可能把自己不喜欢的有关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网络信息否决掉，因而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必须使受教育者真正成为受传播者，否则关于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信息对于他们来说便毫无意义。而达到这一要求的前提就是信息必须有很大的吸引力以能够引起上网者的兴趣，并能为他所接受甚至主动索取。如此一来，如何使含有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信息能为广大网民感兴趣并主动接受，进而最大程度地使他们都能成为集受传播者和受教育者于一身的角色就成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面临的一个难题。 （二）内容性要素的变化。传播过程中的内容性要素即信息，通过网络进行传播的信息和通过传统媒体传播的信息有较大的差别。在传统的媒体传播中，由于“把关人”的介入，人们真正接触到的传媒的信息基本上都已经过了各种处理而多是以弘扬主旋律为主题的、以正面信息为主体的。而在互联网上，由于人们自行选择内容的自由度的增加，各种各样的受众都随时可能成为传播者，传播内容即信息具有了开放性的特征，形成了网上信息资源量大、内容庞杂且不易管理的情况。于是，网上的信息就呈现出开放性和多元性的态势：主流的和非主流的、正面的和反面的并存，红色的和黄色的、高雅的和粗俗的同在，良莠不齐的多种价值观念纷呈于同一平台，鱼龙混杂。 由此观之，传播媒介信息和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结合程度随着网络的兴起也逐渐趋于弱化。传统媒介传播的信息即使不是思想政治教育性质的，也不会是有害的思想，但通过网络传播的信息就可能含有很多有害的内容，给人们的思想造成很大的影响。另外，以往由于传统的三大媒体的地毯式轰炸，受众不得不接受许多他们不感兴趣的信息，由此造成的消极性后果就是：有的人因此形成了对传统媒介信息的逆反心理，他们不相信国内报刊、广播和电视上所宣传的内容，而是更愿意接受那些与通过主流渠道传播的不相符的非主流性信息，而向全球开放的因特网则为这种非主流信息的传播提供了最大的空间。这就是传播学中所说的传播的“负效果”。国内外一些反华、反政府势力，如法轮功等通常就利用这些人的这种猎奇心理，不断散布一些煽动性的反动信息，例如许多人都收到过类似内容的电子邮件并且其中一些人对此深信不疑。这些内容对人们的思想造成的毒害是巨大的，给我们的工作带来的压力也是显而易见的，它使得我们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更加难以开展，难以收到预期的效果。 （三）控制性因素的变化。在信息的传播过程中，控制是一个极为重要的环节。控制一般是从信源即传播者和信息内容两个方面实现的，分内部控制和外部控制两种：内部控制指记者和编辑作为媒介的把关人，控制着信息的产生与传播，他们会用政治标准和价值观念等条条框框来决定信息的命运，合乎标准的就采用，否则就地“封杀”；外部控制主要是指“国家和政府通过规定大众传播体制、制定有关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来保障媒介活动为国家制度、意识形态以及各种国家目标的实现服务。这是一种‘硬’控制，包括对媒体的活动进行法制、行政的管理、严格送审制度，对媒体创办进行审批登记，分配传播资源等。”对于传统大众传媒来说，外部控制和内部控制都是比较容易实现的，因为信息的源头和内容都掌握在少数机构和人的手中，政府易于管理这些机构和人事。而在网络时代，进行内部和外部控制则有着相当大的困难，可以说几乎是不可能的。网络无国界。前面提到过，在网络传播中，传播者的地位受到明显的削弱，受者享有极大的选择权和主动权，权力在向受众一方倾斜，且上网者人人皆可成为传播者，从信息源来进行控制产生了困难；而由此导致了各种各样的信息泥沙俱下，其内容的庞杂性使得“把关人”防不胜防，忙不胜忙，想限制和禁止某些信息的传播往往力不从心，不能进行有力的监管；进入网络就犹如进入了信息的海洋，没有统一的管理者，没有国界，没有现实生活中的中心，没有上下级关系，传统的监督和控制方式已不能适应它的发展。这些都是社会控制能力弱化的客观表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