灌输作为一种由外向内的教育影响过程，是教育者按照一定社会的思想品德要求和受教育者的思想品德形成和发展规律，通过系统的思想品德知识的传授，实现受教育者思想品德建构的一种德育方式。灌输是西方学校道德教育的主要特征和基本形式。我们必须重视灌输在学校道德教育中的作用，坚持直接灌输与间接灌输相结合，否弃强制式灌输，提倡对话式灌输。 一、灌输是西方学校道德教育的主要特征和基本形式。 西方古代的强制道德教育模式 西方道德教育思想发轫于古希腊时期，虽然苏格拉底开创了理性探究的先声（以产婆术而出名），但在古希腊等地，“道德教育几乎无一例外都是专制性的，儿童的行为必须遵守自己所学习的社会道德习俗，在教育过程中不允许违背这些行为准则或者对它们有所批评。”[1]进入中世纪之后，宗教开始在社会中占据主导地位，包括道德教育在内的全部学校教育完全从属于宗教组织。“随着基督教成为官方宗教，最终它拥有了这样的权力，可以使异教学校要么关闭，要么被纳入到教会系统中来。由于学校教育受制于教会等宗教势力，将信仰和道德联系起来，道德教育的内容也是对宗教思想的解释、理解和实践。”[2]可以说，在中世纪，西方国家的学校道德教育实际上就是宗教教育，灌输的方法也走向了极端。宗教组织为了有效地推行宗教价值体系，普及宗教规范，首先利用人们对超自然力量的恐惧和无能为力心理，采取宗教的神秘方式进行布道和灌输，然后以绝对服从和敬畏为原则推行宗教规范，再以祈祷和忏悔的方式寻求神灵保佑并进行自我约束。这样，宗教依靠强制灌输模式有效而神秘地将宗教理论、宗教规范转化为教徒的信念和行为。 在这一时期，学校强迫学生盲目信仰《圣经》，绝对服从教师，在学习中不准提问，更不允许对所学内容有任何怀疑，极力压制学生的积极的思考活动。儿童往往被认为是“欺骗上帝的小滑头”，“一定要强迫他们按命令行事，哪怕因此而不得不连续鞭打他十次”[3]。可见，西方古代学校道德教育带有明显的强制色彩，牺牲理解、强调记诵的强制性灌输是这一时期道德教育的特征。 西方近代的理性主义道德教育模式 文艺复兴以来，虽然宗教仍然对西方国家的学校道德教育有很大的影响，但在近代西方道德教育领域占主导地位的是理性主义道德教育思想，理性主义认为理性可以通过灌输而获致，主要代表人物有夸美纽斯、洛克和赫尔巴特等。 夸美纽斯把人的头脑比喻成“思想的工场”，能够接受刻印、制成各种形象的腊，“它能够接纳整个宇宙中的一切事物”[4]。他认为人生来就具有“学问”、“道德”和“虔信”的种子，人的心灵生来“什么都没有写，但是什么都能写上”。[5]“只有受过一种合适的教育之后，人才能成为一个人。”[6]在其“种子说”的基础上，夸美纽斯反对经院主义的强制灌输，但认为“德行应该在邪恶尚未占住心理之前，极早就去叮咛”，主张“把一切知识领域中的精萃的总和灌输给他们的头脑”[7]。洛克在《人类理解论》中响亮地提出著名的“白板说”，指出“人心中没有天赋的原则”，并从“白板说”出发，认为灌输在形成人的过程中具有重要的作用。洛克指出，人是具有理性的动物，说理是对待儿童的真正的方法。“什么应守的德行，应戒的过失，他们无不可以用理说服。”[8]在说理的同时，他还主张通过各种训练，培养刚毅、同情、勤劳等美德，为此，他确定了一些规则，并提倡利用一切机会使之反复多次进行练习以养成习惯。另外，洛克主张宗教思想灌输，他反对一切的经院主义式的神学教育，但他却认为通过朝拜祈祷，阅读圣经，可以在心灵中印上上帝的观念。赫尔巴特虽然没有使用灌输这个词，但他的整个道德教育思想都是围绕道德教育的灌输进行的，并构建了以教师为中心的灌输式道德教育的理论体系。赫尔巴特认为道德教育是教育的最高目标，主张通过教学进行道德教育。“教学如果没有进行道德教育，只是一种没有目的的手段，道德教育（或者说品格教育）如果没有教学，就是一种失去了手段的目的。”[9]他认为教学的目的就是培养学生的善（德）行，即培养有道德的人。他提出为了实现培养德性的目的，灌输式道德教育必须借助三种方法：管理、教育和训练。他还把兴趣的多方面性看作是教学的基础，并根据多方面的兴趣制定了复杂的教学计划。为了实施这些教学计划，他总结归纳的灌输式道德教育四阶段教学法即明了、联合、系统和方法，被他的后继者发展成预备、提示、联系、总结和应用五段。五段教学法在19世纪风靡一时，对后世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西方现代的科学化、人性化道德教育模式 在二十世纪初，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工业化基本完成，实现了由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同时教育领域发生了被誉为历史上最伟大、真正的教育变革，即进步主义的教育改革。在这一改革中，美国教育家杜威可以说是最引人注目的人物，其思想也产生了主导性的影响。这一时期的学校道德教育有如下特点：一是大多数国家陆续取消了公立学校中的宗教课程，把道德教育放到各科教学中或开设相应的科目来实施；二是道德教育开始注重人的个性发展和品格培养；三是强调道德教育要满足受教育者的需要和发挥其主体地位。可以说，20世纪前期是现代学校道德教育的一次重大转型，虽然存在着德目主义和全面主义之分歧，但赫尔巴特的灌输式道德教育模式仍在大多数国家学校中起作用，同时，灌输式道德教育开始关注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注意启迪学生的道德觉悟，逐步走向科学化、人性化的轨道。 在上世纪二十年代末(1928-1930)，美国耶鲁大学教授哈茨霍恩、梅和马勒三人进行的“品格教育研究”得出两个结论：一是儿童的品德发展是由道德经验情境决定的；二是学校道德教育对品德发展没有影响。这一研究结果发表后引起了教育界的普遍关注，对以后几十年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由于哈茨霍恩等人的“品格教育研究”过于庞大且十分繁杂，没有人去验证它。如果哈茨霍恩的研究是对的话，那么就证明当时流行的在课堂上讲解道德知识的灌输式道德教育是一种失败。这在当时导致了公众对学校道德教育的批判和道德相对主义的泛滥，结果是放任主义、反对灌输、否定价值引导的学校道德教育理论占据并控制了学校道德教育，有的国家甚至取消了直接道德教育课，把道德教育渗透到学科教学和集体活动中，一定程度上助长了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的盛行。如美国在二战后，缺乏社会责任感的人越来越多，性道德日下、吸毒赌博、厌学成风、社会风气败坏。面对社会和学校道德教育危机，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人们就开始目睹了强调灌输美德知识的品格教育在美国等西方国家学校的复兴。“自20世纪80年代起，品格教育的迅速崛起并替代了其他道德教育的方法；在20世纪末，对品格教育的支持看来比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任何时候都要强烈。”[10]美国品格教育家里考纳认为，品格教育是构筑道德社会的任务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如果每个人的意识、心灵中不首先存在美德，就不可能建立一个充满美德的社会。品格教育就是强调以灌输美德知识为中心的学校道德教育，强调有导向的道德教育，其本质就是在学校里通过一种综合手段来培养美德。从八十年代开始，西方学校品格教育的复兴和学校道德教育中灌输的强调实质上就是对20世纪中期忽视和否定灌输所导致的学校道德教育危机深刻反思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