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代的中国文化界，最大的一股文化思潮是儒学复兴。 儒学是一种古老的思想形态，如何与现代社会接榫，是一个重大又很有意义的课题。如果能从“吾家旧物”为现代中国找到精神助力，无疑是吾国吾民的大好事。倘若自家的宝物放着不用，而去做效颦东施，去讨人家的白眼，那就有如王阳明说的“抛却自家无尽藏，沿门持罐效贫儿”啦。 现在的问题是，如果儒家有益于现代化，为何20世纪的中国现代化迟迟未能真正启动？这一问题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思。许多研究者为了说明儒学并非过时，而且还有助于国家的现代化，常引近百年日本的历史来作证。因为日本人也是信奉儒学的，他们的现代化搞得红红火火，经济发展速度之快，连美国人也为之咋舌。日本人自己也一再宣称，他们的成功秘诀，就是将儒家伦理运用于现代企业。用日本大企业家涩泽荣的一句话说，叫做“论语加算盘”，叫做“儒教资本主义”。 作为孔夫子的文化传人，我并不否认儒学对现代社会仍然有着某种积极的成分，但对于“儒教资本主义”之说，心里总有几分疑虑，尤其对于时人常把日本人的事例搬出来作为论据的做法，更是不敢同意。日本人虽然也把孔子孟子作为他们的文化先祖，但是否算得上孔孟传人，恐怕是要打折扣的。他们传承的大多是些表面的东西，距儒学的内在精神相差甚远。正惟如此，日本人的民族精神才与我们中国人的民族精神大不相同。比如，中国人爱好和平，善良仁慈，日本人却富有侵略性，像南京大屠杀这样的暴行，中国人是绝对做不出来的。又比如，中国人历来抱持世界主义，即便古时候有过文化大国主义的倾向，但也只是就教化的意义上而言的，很少把周边各族当作敌人看待。而日本人强调的是狭隘的国家主义，偏激而容易走向报端。再比如，中国人注重德性修为，追求的是“士志于道”的君子人格，而日本人缺乏儒家修齐治平的精神。照我的理解，日本人与中国人上述差别的存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两个民族所信奉的儒学的差别。日本儒学与中国儒学是大不一样的。与其论他们是对儒学的继承，毋宁说是对儒学的偏离。近代日本军国主义就是此种偏离所结下的果子。关于这一点，连日本学者自己也是承认的。 公元5世纪儒学开始传入日本，系统的传播是6世纪以后的事情。这时候，日本刚刚迈入文明社会的门槛，文明程度极低，甚至没有自己的文字，更没有自己的思想传统。但另一方面，这时候又是日本社会大转型的时代，急需一种适应文明社会的文化来规范整个社会。这一历史背景对于我们理解儒学传入日本之后的境况很有意义。第一，当时日本人的文明程度决定了他们不可能领会儒学的真谛，即是说对于孔孟学说的义理，他们是难以参悟，接受的只能是些表面的东西。第二，由于他们的功利性考虑，所接受的儒学大多局限于政治文化的层面，而儒家的心性之学，则是他们不甚需要的。日本人当时要从中国进口儒学，是因为他们需要一种本土所没有的政治理论来强化天皇的至上地位。大化革新前后，日本人引进儒学，就是典型的出于这样一种工具性考虑。 大化革新的思想灵魂是南渊请安、高向玄理和僧旻三人。这三人都是圣德太子派往中国的留学僧，所学的本来是佛教，然而回国之后都不再从事佛学研究，而把注意力转向政治，并帮助皇室用儒家的一套治国模式改造日本政治。他们所借用的儒家治国模式是有选择的，而且所选择的又多是儒家的枝枝叶叶，有的甚至根本就不是儒家的学说。譬如，儒家提倡仁政，其核心是为政者以身作则。孔子说：“政者正也，子率以正，孰敢不正”。又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孟子也说：“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国之所以废兴存亡者亦然。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诸侯不仁，不保社稷”。而为政者之“正”，关键又在于自己的心性修为。这就是“修齐治平”四字的大义。《大学》又将其概括为：“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这种修齐治平的文化模式，所强调的是人格的力量，而非制度化的保证，更非某种神秘主义的支持。由于日本人不可能参悟到孔孟儒学的真义，加之强烈的工具性考虑，他们在借用儒家的政治模式时，把修齐治平的文化内涵大大地简略了。可以说，他们借用的只有“治国”这个环节，既没有从“修身”这一根本做起，更不可能达到“平天下”的层次，况且“治国”这一环节在他们那里也只有硬性的规约，而无精神底层的支持。正因为这样，大化革新时期的日本人所借用的儒家思想主要是天命观和君权神授论，是董仲舒所提倡的神秘化了的儒学。大化元年宫廷政变成功之后，孝德天皇（即中大兄皇子）做的第一件事便是创立年号，而大化革新前不久由圣德太子所制定的纲领性文件《十七条宪法》，反复强调的是“国非二君，民无二主，率土非民，以王为主”。 年号是中国人的发明，确切说是董仲舒建议汉武帝采用的。它的文化内涵是一种典型的神秘主义，或曰天命观，是对孔孟思想的曲解。孔孟所强调的是“仁政”，而非天命。虽然孔子并不完全否定天命，但在天命与人事之间，偏重的却是后者，这也就是他祖述尧舜宪章文武的根本原因所在。而且，即便在孔子孟子那里有某种天命的思想，但他们赋于“天命”的却是一种人文的理解，或曰道德的理解。就连董仲舒虽然很大程度上曲解了孔孟关于天命的看法，但毕竟还是没离开道德的内涵。而日本人的天命观却很少具有道德的意蕴。在他们那里，天皇的权威直接来源于天照大神，由血统所决定，省略了“民”在天皇与神之间的这个环节。尽管圣德太子和孝德天皇乃至后来的统治者也经常在诏令里提到“仁于民”、“以礼为本”、“使民以时”等字眼，但这些都只是他们照葫芦画瓢的官样文章，并不能作为他们施行仁政或者具有仁政思想的证据。因为仁政思想与他们的社会结构是相悖的，仁政思想将会危及天皇的至上权威。所以从17世纪开始，日本人就连“仁政德治”的官样性文章也不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