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扬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主流儒家文化，已经成为一股“热”。人们当然不是为文化而文化，而是为了国家的现代化。在实现现代化的进程中借助儒家文化，在国内外一部分学者中颇有赞成者，而且这些赞成者还举出亚洲（东亚）某些国家和地区作为成功的例证。所谓“亚洲价值”便是这些国家成功地运用儒家思想于现代化的产物。 另一方面也有学者对儒家文化能够解决现代化的问题持怀疑态度。 本文作者不支持后一种看法。但也不认为，儒家文化能够解决现代化的一切问题。究竟儒家文化在那些方面能够为现代化所利用，这要做具体分析，包括分析已经在现代化进程中获得了较大成绩的东亚国家和地区。因此，本文把观察的视野从中国转向东亚国家的亚洲价值、儒家文化与现代化。 东亚经济的崛起：源头在哪里？ 许多经济学家认为，亚洲崛起的时代正在到来。统计数字表明，东亚在世界生产中所占的比重已由30年前的4%增至目前的25%， 到下世纪，估计将达1/3。国际贸易中，欧盟占40%，亚太占41%， 其中北美占19%，东北亚15%，东盟5%，大洋洲2%。东亚已与北美相当。在全球外国直接投资中，1993年发展中国家占40%，而东亚是头号投资目标。（参看裘元伦《欧洲的新亚洲政策》，《光明日报》1995年3月19 日）东亚民族的主体性通过这些枯燥的数字，跃然纸上！亚洲有的企业正在呼唤一个亚洲共同市场。韩国企业家崔钟贤说：“在欧洲，有一个共同市场，到了2000年，亚洲也将结束一个国家一个市场的局面。”（引自《光明日报》1994年12月19日的报导） 如果说，东亚国家的经济发展显示的是东亚民族的主体性，那么它的“源头”在哪里？ 有人认为，源头来自儒学。例如澳大利亚人雷吉·利特尔和沃伦·里德合写的《儒学的复兴》宣称：“儒学的复兴，可能成为21世纪世界文化中心”，“并且将带领世界进入21世纪”。他们认为，东北亚经济的崛起完全归功于儒学：“儒学造成东北亚经济蓬勃发展”；“东北亚的经济动力主要来自日本。但是日本的文化、社会、经济却无可怀疑地建基在中国的基石上，这才是造成西方在经济方面无法与这些国家竞争的主要原因。”（转引自曾仕强：《儒学的复兴是21世纪的管理主流》，台湾《经济日报》1994年3月31日） 上述两位汉学家的观点是可以商榷的。第一，所说的儒学是指它的整体还是某一部分？有的学者已经指出，就儒学与现代化的关系来说，可以把儒学相对地区分为三个层次：（一）心性之学；（二）封建政治制度学说；（三）伦理道德学说。其中，能够对现代化起积极作用的主要是第三部分。不做这种区分， 便笼统地宣布儒家“将带领世界进入21世纪”，是不妥的。 第二，即使把儒学限定为它的伦理道德部分，它究竟在哪一方面对经济发展，对现代化起促进作用呢？ 经济是一个系统，所以经济发展受着多方面因素的制约和影响。其中，对经济发展起决定性作用的，是经济发展的驱动力即经济起飞的动力因素。在这方面，儒家思想（这里限定为儒家的伦理道德学说）究竟起什么作用？我在这里引用东亚四小龙之一的新加坡学者——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主任陈荣照先生的观点，作为前述两位澳大利亚汉学家的对立面。后者认为儒家思想是东亚国家与地区经济的动力，前者却认为：“新加坡的成功，儒家思想只是一个因素，并不象有些人认为的那样似乎是唯一因素。”“新加坡经济的发展自然受到儒家的影响。但对于经济起飞，儒家似乎并不构成动力因素”。“四小龙的起飞在动力上是西方的，在精神上是儒家的。”（见《光明日报》记者对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主任陈荣照的访问，《光明日报》1994年10月7日） 对儒家文化能否构成经济驱动力问题，澳大利亚学者肯定，而新加坡学者否定。新加坡属四小龙之一，当事人都不承认，可见澳大利亚学者的观点值得商榷。我以为，从理论分析看，新加坡学者的观点是正确的。 儒家思想能充当现代市场经济的动力因素吗？ 陈荣照说，“四小龙的起飞在动力上是西方的”——指的是市场经济起飞的动力。众所周知，市场经济首先出现在西方国家，东亚国家与地区在起飞前长期处于传统社会阶段，它们只是在二次大战后才开始向现代化社会过渡，而市场经济是这一过渡的必经环节。陈荣照说，“起飞在动力上是西方的”，他的意思是说，儒家思想不适于充当市场经济的驱动力。 东方传统社会的经济基础是自然经济。在自然经济条件下，每一个生产者（农户）差不多都是自给自足的，都是直接生产自己的大部分消费品。耸立在自然经济基础上的，是封建主义的政治统治。封建主义压制商品经济的发展，因为商品交换一旦发展起来，农民小生产者就要向两极分化，直接动摇封建主义的统治。何况与广泛经济商品化俱来的，必然是对一切人的平等与自由的呼唤和对等级特权的否定。因此，作为中国封建社会正统意识形态的儒家思想必然在伦理道德上反映封建统治者这种“重农抑商”（重本轻末）的要求，从而注定自身不可能成为市场经济（即发达商品经济）的驱动力。 对市场经济来说，经济起飞的动力因素是人们对经济利益的追求。利益驱动是市场经济之所以比非市场经济（自然经济和产品经济）提供更大效益的根本原因。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主体是多元的。每一个市场参与者的个人需求、个人欲望和个人利益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动力。市场经济的竞争机制迫使生产者不停顿地追逐最大限度的利润，市场的繁荣就建立在生产者和消费者不断地实现自己日新月异的物质欲求之上。然而，儒家文化在本质上是与此相抵触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