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届陈水扁班底中的新任“经建会主委”和副主委，在就职第二天（2004年5月21日）的施政报告中，先后分析了台湾未来经济形势，提出了所谓“放眼国际，布局全球”的三大施政方针。对于台湾经济部门新官上任所烧的两把火，笔者难以全面评价，必须等待今后的实践来检验，现仅就以下三方面谈点个人看法。 台湾经济面临的“三大挑战” 胡胜正所谈台湾经济面临的三大挑战是：“第一，大陆宏观调控的后续发展；第二，美国升息的影响；第三，国际油价持续飚升。”施政方针的具体内容包括：“一、主动争取商机，进入南亚、东欧等目标市场……；二、塑造较好的投资环境，整合岛内的资源，……尤其要加强招商……；三、正视区域经济板块的形成，一定要采取积极的动作加入区域经济……特别要突破和美国的自由贸易协定(FTA)谈判。”这些挑战，确实是客观存在。美国升息和国际石油价格持续上升，无疑对岛内经济影响很大。台湾是个资源极其贫乏的海岛，美国升息和油价上涨，必然使台湾出现和加重通货膨胀的压力，通货膨胀造成物价上涨，成本增加，不利于产品出口。不过这两大挑战对台湾经济来说并不是主要的、关键的，笔者认为“大陆宏观调控的后续发展”对台湾经济的影响才是关键、要害。 祖国大陆自改革开放以来的20世纪80、90年代的20年中，曾对总体经济先后有过三次宏观调控，即1983-1984年，1987-1988年和邓小平南巡讲话后的1993年。当时台湾当局对这三次“宏观调控”均无反应或反应甚微。可是，为什么今年祖国大陆的宏观调控却被台湾当局视之为经济面临的巨大挑战呢？笔者认为，唯一的原因就是两岸经贸关系已密不可分。 20世纪80年代，祖国大陆实行的是计划经济，宏观调控是在“一放就乱，一乱就收，一收就死，一死就放”的恶性循环中执行的；当时两岸经贸起步不久，数量极少（1989年的台商投资额仅1.55亿美元）。所以那两次的宏观调控，对台湾经济可以说是毫无影响。1993年祖国大陆的宏观调控是在市场经济刚起步的情况下执行的，当时受邓小平南巡讲话的影响，两岸经贸关系发展迅速，台商超过1万户，投资金额增长到30多亿美元，所以那一次宏观调控，对台湾经济开始有所影响（如对部分房地产商），但影响仍然有限，因为20世纪90年代初进入祖国大陆的多为台湾传统的中小企业，大企业、高科技业尚未大量进入。2004年祖国大陆开始的宏观调控却是在两岸经贸关系高度紧密的状况下进行的，截止2003年，祖国大陆已成为台湾对外第一大投资地区，合同投资金额约679.82亿美元，占全岛对外投资总额的75%；台商约100万人；项目近6万个。同时，祖国大陆也成为台湾第一大出口市场，出口额占全岛出口总值的36%。另外，祖国大陆还是台湾第一大顺差来源，2003年为近300亿美元。再者，祖国大陆也成为台湾的第二大进口市场。总之，两岸经济已经到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地步。过去有人形容美台经济是“美国打个喷嚏，台北就要感冒”，现在却变成“北京打个喷嚏，台北就重感冒”了。所以，当祖国大陆对某些过热的行业实行“宏观调控”时，台北股价立即下跌；当祖国大陆点名不欢迎“绿色台商”时，也造成台湾股市震荡不已。可见，今后祖国大陆的任何动向，将不可避免地影响台湾经济情势。 “分散市场”乃冷饭热炒 为了应对祖国大陆宏观调控对台湾经济的挑战，胡、何二位负责人，提出了积极“放眼国际，布局全球”的施政方针，在三条具体措施中，重要一条就是分散市场，即“主动争取商机，进入南亚、东欧等目标市场”；“这些新兴市场可视为日后台商投资的重要据点……”。分散市场的措施没有错，但笔者需要强调两点： 第一，它一点也不新鲜。因为它是1993年李登辉当政时期为台商投资祖国大陆热降温推选的“南向”政策的重版，实践证明，“南向”失败了，早已束之高阁，成了冷饭一碗；现在只不过是对这碗冷饭进行回锅热炒而已。一是它和“南向”政策的目的相同，都是为了减轻对“西进”大陆的依赖和扩大台湾经济的国际空间；二是它与“南向”政策的手段也是一样的，都是由官方政府出面规划、评估投资地点，帮助民营企业进入南亚、欧洲等市场。如果说这次分散市场与上回“南向”有所不同的话，只不过规划的范围由南亚扩大到了欧洲而已。 第二，可以断言，它将与10多年前李登辉的“南向”政策遭到同样下场。诚然，分散市场符合市场经济规律，无可厚非。但靠政治的力量去分散市场以达到疏远与抵制两岸经贸关系的目的，却又是与市场经济法则相违背的。早在1994年，台湾著名的声宝集团董事长陈盛泗就曾形象地说过：“政府鼓吹台商南向，就像帮台商找婆家，但时代不同了，不是父母说嫁就嫁，女儿愿不愿意嫁才是关键。”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2004年陈水扁在“大选”之后推行的分散市场政策与李登辉时期推行的“南向”政策，前者的效果将更不彰。这是因为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区域经济发展迅速，一方面台湾岛内的政治、经济空间日益缩小；另一方面祖国大陆的投资环境比过去更好，除劳动力便宜外，劳工素质也在逐步提高，有使投资者形成工业生产链的环境，不仅总成本低，而且规模可以扩大。下列两个现象就是最有力的说明： 一是陈水扁“5·20就职”后不久，两岸关系紧张之际，台湾的一些重量级企业负责人，从传统产业到金融业，包括长荣集团总裁张荣发、台塑企业董事长王永庆、中信金控董事长辜松廉等明确表示他们的企业要继续投资大陆市场，而且纷纷于5月底和6月初亲赴大陆访问。比如长荣总裁张荣发率未来接班人——其三公子张国政等乘私人飞机来大陆，考察访问大连造船厂、大连码头和大连海事大学，拟进一步部署在大陆的海运业务。因为祖国大陆现已成为亚洲最大的国际运输市场，占亚洲地区海运货量比重的60%，祖国大陆市场成了长荣集团在亚洲地区布局的重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