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F1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9753(2004)06-0106-06 一、问题的提出 香港与内地为加强两地之间的经贸联系，于2003年6月29日签署了《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Mainland-Hong Kong Closer Economic Partnership Arrangement，简称CEPA）主体内容，同年9月29日更进一步签署了6份实施细节的附件，有关承诺已由2004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目前，内地已对香港进一步开放市场，香港对内地的本地产品出口，有九成可享受零关税，同时，内地还向香港开放了18个服务行业。作为内地与香港二个独立关税区之间签订的第一个双边自由贸易协定，CEPA既完全符合WTO对自由贸易协定的规则，所涉范围又较中国加入WTO的承诺更大，大幅度减除了内地与香港之间的贸易及投资障碍。而且，CEPA具有很强的灵活性和针对性，今后许多有利于促进两地经贸往来的措施均可以放进该安排的框架内操作，因此，CEPA对两地经贸关系的发展将产生深远的影响[1]。 自CEPA签署以来，社会各界对此进行了大量研讨。这次香港特区政府能以比一般预期更快的速度及更丰富的内容与中央政府达成CEPA安排，为香港企业争取到提前1-4年或比WTO更低的门槛进入内地市场，内地的人员、企业及资金则可以更便利地与香港往来，最主要的原因是香港经济面对的结构性困难在持续加深。至2003年底，楼市已下跌70%、失业率升至8.6%、通货紧缩已持续了60个月，部分市民陷入负资产困境，政府收入大幅度减少，这种情况下CEPA安排越早达成，对香港经济越有帮助。中央政府对香港的全力支持，一方面反映了内地很希望香港继续维持繁荣和稳定，这不仅是落实“一国两制”的需要，也有利于让香港在内地的开放改革中继续发挥作用。另一方面也反映了经过过去20多年的快速发展，内地经济竞争力大大提升，对市场开放已有较强的承受力（注：中国银行（香港）有限公司发展规划部高级经济研究员谢国樑认为，CEPA的重要意义不仅仅在于帮助香港走出目前的困境，推动香港经济的转型，而且还在于它将使香港在未来中国改革开放中继续发挥积极的作用（参见《中银财经述评》2003年8月）。）。CEPA的作用可以从不同层面和不同角度进行探讨，但从香港的整体及长远利益看，我们认为，其最核心的作用是可以积极促进香港经济结构的转型。 二、香港经济发展历程及转型方向 自1841年香港开埠至今，香港资本主义经济大致经历了4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1841-1950年的110年间，香港是以转口贸易为主的自由港。 第二个阶段，1950-1970年代末，朝鲜战争和对华禁运的形势，迫使香港走上工业化的道路，香港实现了第一次经济转型，转变为以港产品出口为主的自由港[2]。在这一阶段，香港本地的制造业蓬勃发展，在20世纪60年代（以下均指20世纪）工业化的全盛时期，制造业占GDP的比重曾达到1970年31.9%的历史高峰，之后虽然有所下降，但在整个70年代基本稳定在25%以上的水平。 第三个阶段，自1970年代末之后，主要在中国大陆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所提供的巨大商机的条件下，香港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开始向内地尤其是毗邻的珠江三角洲地区迁移，香港经济实现了第二次转型，转变为以服务业经济为主的自由港。香港制造业迁移到珠江三角洲的早期，由于当地的服务业不发达，包括接单、设计、融资、原料及成品进出口等环节均需要继续利用香港服务平台，加上沿海地区的企业因资金紧缺而积极利用香港融资，因此，从80年代到90年代初期，香港的金融、贸易及各类工商支援服务产业呈现出与珠江三角洲的制造业一起快速成长的态势，并在政府不加任何干预的情况下推动了本地产业结构快速向金融服务业转型[3]。 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后，香港经济发展进入第四阶段，新的形势要求香港要进行第三次经济转型。一方面，香港资本主义经济本身周期性的发展，不能再保持长期以来的高增长，而以股市和楼市等资产价格上升带动经济增长的旧模式已难以继续下去，经济泡沫导致的“亚洲金融危机”便是深刻的教训。另一方面，在世纪之交，经济全球化、资讯化和知识化速度加快，经过20多年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经济迅速崛起，实力和地位明显增强。因此，这二方面都要求香港经济要适应这种新形势，实现转型[4]。 从以上香港经济发展历程可以看出，香港经济结构在近20多年来发生了剧烈变化，制造业产值占GDP的比重持续下降，而金融服务业的比重快速上升。目前，香港金融服务业占本地GDP的比重已高达86.5%，而制造业占GDP比重降至5.2%，在劳动人口就业中的比重则分别为87.4%和8.9%[5]。因此，产业过于单一，经济增长及就业过分依赖服务业成为当前香港产业结构存在的主要问题。从产业结构的关系来看，金融服务业归根到底是一个为制造业提供服务的产业，没有制造业，服务业便失去了生存与发展的基础。90年代以来，随着珠江三角洲及内地沿海地区的基础设施、金融服务、远洋运输以及部分工业生产性服务业的不断发展及提升，港资在珠江三角洲的制造业及内地企业对香港专业服务及融资的依赖逐渐减少[6]。据香港特区政府统计数据分析，1996-2002年的6年间，香港转口贸易每年平均只增加3.7%，而1988-2000年的12年间，香港转口贸易每年平均增幅为14.5%。同时，香港多年来形成的房地产泡沫破灭后，其金融服务业的服务量也开始逐渐收缩，显露了“产业空洞化”引起的结构性问题。“亚洲金融危机”及“SARS病疫”对香港经济与社会造成的巨大冲击，以及近年香港的失业率及财政赤字的持续性上升均是这种经济结构问题的综合反映[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