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6623(2004)03-0041-02 “功能分解，配角可居”是我在十年前一篇文章的主题，其主要观点是，深圳在定位上存在着定义模糊，功能交织的问题，例如特区功能与城市功能重叠在一起，因而难以进行准确定位和廓清发展思路，并影响当时中央关于特区进一步升级的决心。我提出的解决思路是，把特区功能从一种聚合混沌状态中分解出来，圈定在特殊的地域中，甚至划小区域，以利于取得制度上的优势。另外，我还认为，在区域关系上，深圳应该甘当配角。 虽然时过境迁，深圳已有了日新月异的发展，但我认为，功能交织这个初始性问题依然存在，还在困扰深圳的发展定位和战略思路。 在今天，深圳虽然摆放了一个庞大的城市体量在那里，聚集了一定当量和性质的人口、商业、各类发展资源和社会性，在国际国内的城市体系中占据了重要的位置，但它仍然并存着一些与城市内涵相异以及超出城市行政力量之外的特殊功能。 例如深圳的特区功能，它无疑有着与城市功能相一致的地方，但无论在改革发展的要求上还是在其政治意义和影响效应上，都远远超出了深圳本身的能力以及行政运作的范畴。又如深圳的通道功能，它绝对不应该单纯被看作是这座城市固有的交通物流体系，因为这一功能不仅属于深圳，更应该属于珠三角和华南，属于香港，属于全国。另外，深圳的出口加工功能也处处体现出与城市发展相左的特性，这不仅是因为它在统计上提高了第二产业比重降低了服务业比重从而不适当地把深圳定义为工业性城市，更引人重视的是，这一功能的早期扩张和分散性发展，为今天城市的转型和连片发展制造了昂贵的门槛效应。 上述这些功能显然是很难用一个城市概念加以涵盖的。毋宁说，深圳是一个由好几种特殊功能组合在一起的复合体，是一个超出传统城市管理范畴和性质的超级单位。对于这样一个特殊单位，我们可以用国际化城市、区域经济中心等概念去略嫌牵强地总括它，但如果要筹谋发展战略和思路，则必须对这些功能进行分解。 所谓功能分解，就是要把交织在混沌状态中的不同功能梳理和抽取出来，区别对待，根据它们的相异要求进行战略组织和规划，分类发展，当然在总体上要将它们整合起来，形成一种功能组合战略。 从深圳的现实情况看，至少存在着三种不能相互涵盖和需要区别发展的功能，即城市功能、特区功能和通道功能。上面谈到的出口加工功能是深圳最早出现至今仍然存在的功能，也是特区、城市、通道三种功能的诱发性因素，但按照“赫－俄定理”，深圳在出口模式和吸引外商的类型上并不存在着非置换性要素禀赋，因而这一功能迟早要萎缩和退出，或蜕变成其他形式，就象它之于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的香港。 经济特区的功能是深圳最重要的功能，没有这一功能深圳就会失去峥嵘之气而流于一般的城市。我始终认为中国没有理由取消特区，在当前，WTO的晕轮效应、国家的平衡战略和国人对经济平等的诉求一定程度在抑制特区功能，但我相信，中央会在将来的某个时候重新启用它和提振它。事实上，中央已经赋予了特区自我发展的机制，那就是特区的授权立法。香港作为自由港的特殊性就是通过授权立法逐步建构起来的，可见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制度建设的利器。但迄今为止，应该说我国的五大经济特区差不多都没有充分利用好授权立法，其主要原因，是没有重点去构建那些异质性和特殊性制度，而是用它来制定一般性地方法规和条例。所以，我认为在当前沉闷的局面下进一步发挥特区功能，关键是要解放思想，自我提升，在特区的授权立法方面有所作为，要为中央将来在特区问题上采取大动作进行必要的铺垫。 通道功能是深圳特殊的禀赋要素，这是由地理坐落决定的区位优势所在，深圳当今在全国独一无二的海陆空联运体系强化了这一优势。正是有了这种既对内又对外的通道功能，深圳的辐射力和影响力远远超出了一个城市体量所能波及的范围。“泛珠三角经济区”最终得益的将是深圳等少数几个通道城市。与城市运作所特有的闭合空间相对立，通道功能面对的是一个不断扩展的开放空间。深圳进行通道功能的建设，除了确保一种最佳的物理途径外，更重要的是进行柔性式的“境外结盟”，它包括联结国内外交通骨架和网络，以及进行跨区域、跨国境的运输联盟、经济联盟乃至城市联盟。21世纪是空运世纪，构筑空中通道将要求这种“境外结盟”跨越更大的空间，进行更广泛的链接。深圳航空货运的滞后就是因为缺乏有力度的“境外结盟”。深圳未来通道功能的发展，更需要胸次宽广的区域经营者、协作谋略家和谈判里手参与，所依托的更多是经济力量而不是行政力量。 深圳未来城市功能的建设需要解决两大问题，一个是找到并形成一些有巨大增值空间的非工业性产业功能和商业功能，一个是进行真正意义上的城市规划。对于第一个问题，由于深圳不可能按照一种“中心地”的条件来吸纳和聚集广大腹地的资源，更不能在有限的空间中仅仅依托工业去长足发展，所以只能借助于某些特殊产业来支撑城市成长，如原创性新经济技术之于硅谷，商贸、金融、特产港之于香港和新加坡。它们是一个特殊城市发展的秘密所在。而从深圳现在的情况来看，这样的产业选择过程并没有完成。至于第二个问题，由于城市是几经转型和采取蜕变方式发展过来的，所以深圳面对的是如何突破土地利用的门槛效应和如何进行高水准的规划问题，说到底是在一个十分有限和经过破坏性建设的空间里，如何创造出综合、多功能、高档、文明和富有人性的城市。在这个问题上，难点在于规划。而规划问题并不在于设计水准及其完善程度，而是在于城市建设本身与环境、人文和社会的综合性，在于如何取得一种大范围的共识，在于个人利益、市场主体利益和公共利益的融合，在于它能否体现全体市民意志，在于近期、中长期和远期利益的合理统一。深圳需要采取一种大动作，具体说是在制定城市规划的方式上进行一种民主式革命和全民运动，例如在全体市民中掀起一种关于城市规划的“宪章运动”。如果这一运动成功，深圳不仅能够解决城市发展的诸多难题，并将垂范全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