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区”，是近年来媒体上出现频率极高的字眼。 近两年来，我国各地大建开发区，出现了一股声势浩大的“圈地潮”，占地从几千亩到上万亩，投资动辄几亿甚至数十亿元，建设规模基本是连片开发，造成了诸多不良后果。 开发区疯狂圈地 记得16至18世纪，英国新兴的资本家发动过血腥的“羊吃人”的圈地运动，现在国内也有人认为，没有圈地运动，农民就不会从土地上解放出来，并想当然地认为中国应该来一场圈地运动。其实，这是脱离历史条件的一厢情愿，中国承受不了那样可怕的震荡。 2004年的春节，山东齐河度过了一个不平静的新年。2003年11月16日，齐河2800亩征地被国土资源部定性为“严重违法”，“非法批准占用基本农田”。齐河几乎“一夜成名”。 在山东省内，土地整治风暴愈刮愈烈，同样的情况也正在全国各地同步上演。截至2003年11月底，国土资源部共清查各类开发区6015个，这些开发区规划面积达3.54万平方公里，超过了全国660个城市和所有建制镇的建设用地总面积。其中，经国务院批准的只有232家，占4.64%；经省级政府部门批准的有1019家，占20.38%，更多的是地方盲目设立的各种开发区、工业园，造成了大量土地荒芜的“撂荒”现象。 ——过多过滥的开发区。据10个省（区市）的统计，在458.1万亩园区实际用地中，未经依法批准的用地占68.7%。西部一个省会城市下辖的3个区县，未经论证一口气设立15个开发区。南京市江宁区，四大开发区圈地800平方公里，占该区面积的1/2，基本上没有引进项目，大部分土地都被闲置。浙江安吉县经济开发区，60多平方公里的工业园区内一片荒芜，杂草丛生，土地长期闲置。有的地方开发园区的土地出让金大大低于成本价，财政经费被用来补贴土地开发成本，不仅使地方政府背负巨大的财政负担，还造成国有资产大量流失。 ——浪费惊人的开发区。中国虽然地域广阔，但可用的土地资源十分紧缺，而全国开发区平均每公顷仅投资34万元，产值不足13万元。即便是苏南集约用地典范——昆山出口加工区的投资密度也仅为每亩50万美元，与法国平均每亩60万美元，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家100万美元左右的投资密度相比，差距仍然很大。据统计，全国开发区有43%闲置，土地利用率低下。中国的耕地面积正在以惊人的幅度减少。1999年，全国耕地面积减少650多万亩，2000年减少近1500万亩，到了2002年，这个数字已经变成2500多万亩。耕地的连年减少已经威胁到中国的粮食安全。 ——违纪高发的开发区。据有关资料统计，全国各类开发区控制土地面积超过现有城市面积。南方某省会城市下辖的一个区，全部行政区总面积的49%都纳入了开发区范围。某直辖市下辖的一个县，19个乡级开发区非法占用土地就达2万多亩。在地方财政普遍缺钱的情况下，开发区的投资大部分来自于银行等金融机构，如果开发区招商引资成功，银行的贷款基本能够得到偿还保障，但实际情况是，大部分开发区是难以引来项目的，造成了开发区闲置，银行贷款成为坏账，严重扰乱了土地和城市规划的实施。据有关资料统计，近年来，违规土地出让、转让所造成的国有资产流失每年高达上百亿元人民币。由于地方政府建设开发区占用农民大量的耕地，给农民的征地款仅是很低的补偿标准，或者不能到位、克扣、挪用、截留，这就会带来严重的社会动荡问题。有关部门统计，近年来土地上访案件占整个上访的1/3。 “圈地”妖魔化 中央确定建设开发区的决策，无疑是正确的，但中央的决策在地方实施时被变形异化了。正如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陆建华博士称：“各地乱建的开发区在招商引资政策执行过程中有很大的随意性，使得权力寻租成为可能，成为滋生腐败行为的温床。” 第一招：改头换面。一些地方以搞特色农业园区等为名，采取转包、租赁等手法圈占农村土地，私下用于非农建设。山东济南市郊某村的一位村民反映说，镇、村私下与一公司签订协议，将1500亩耕地“转包”给该公司建设所谓“生态园林基地”，可这个“生态园林基地”一期工程却是汽车展销馆。 第二招：化整为零。土地管理法规定“征用基本农田或基本农田以外土地超过35公顷的，都须报请国务院批准”，一些地方便先想方设法让基本农田荒芜，使之变成“基本农田以外土地”，然后再化整为零，分批报批。据江苏省淮阳某村村民反映，他们那里的乡村干部为了征占耕地，把稻田里的水渠强行堵塞。天旱收成不好，村干部就故意将良田瞒报为荒地、弃耕地，以达到征地目的。 第三招：姑息纵容。有些村干部错误认为自己是民选村官，能代表村集体处置土地，有的则认为天高皇帝远，可以有法不依。一些地方领导还对基层违法占地行为采取姑息态度，纵容甚至是授意基层干部随意圈占并出让集体土地。 第四招：大事化小。当有干部群众站出来对种种违法占地行为提出反对意见，或上报有关机关时，一些地方领导就会使出这招。自土地法实施以来，各地因土地违法处理的干部很有限。即便违反了土地法，最终的处分不外是降职，难以动摇“圈地”的决心和信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