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经济一体化格局下台湾经济的边缘化

作 者:

作者简介:
石正方(1963-),女,吉林蛟河人,厦门大学台湾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经济学博士。 厦门大学 台湾研究所,福建 厦门 361005

原文出处:
厦门大学学报:哲社版

内容提要:

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呈现出多层次、多样化发展的新格局。中国台湾地区除在APEC中有一席之位外,基本上游离于亚洲内部区域经济合作之外。如果台湾当局继续奉行其“去中国化”的政治取向,排斥两岸经济一体化,在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就存在着“台湾经济边缘化”的危机。借重两岸经济一体化渠道尽快融入东亚区域整合浪潮,是台湾经济防范边缘化危机的最佳选择。


期刊代号:F14
分类名称:特区经济与港澳台经济
复印期号:2004 年 04 期

字号:

      中图分类号:F127.5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38-0460(2004)01-0071-08

      一、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现状及其未来走势

      区域经济一体化,或曰区域经济整合,存在“功能性”和“机制性”两个层面。前者是指地区内部贸易投资活动越来越多地在本地区内部进行,后者则是指通过区域的制度性安排(协定)促进区内贸易、投资及其他经济合作;前者倾向于描述市场机制下区域内部市场的自然整合,后者则强调借助政府的协商、谈判功能,对区域市场整合加以人为制导。因而一些西方学者又称“功能性”一体化为“区域化”、“机制性”一体化为“区域主义”。[1]

      (一)东亚经济“机制性”一体化发展新格局

      东亚经济的功能性一体化从20世纪50年代末期开始,至今已获得长足的发展,主要体现是,在此期间东亚诸国(地区)经济起飞时序的错落有致,区域内部相互贸易、投资快速增长,以及区域产业分工模式的形成和深化等,“东亚模式”和“东亚奇迹”无疑都是东亚经济功能性一体化结出的果实。然而,东亚经济一体化的“机制性”建设不但滞后于其“功能性”一体化,而且远远落后于世界区域经济集团化迅猛发展潮流。直至20世纪90年代末期以来,随着“10+3”、“10+1”合作框架的确立,东亚经济的“机制性”一体化才获得了突破性进展,形成了以“10+3”为主渠道,以“10+1”等多样化合作为务实发展的东亚区域经济整合新格局(详见表1)。

      表1 东亚区域经济“机制性”一体化发展新格局

      确立时间

      性质

        成员 发展目标

      东盟自由贸易区 1992年1月 FTA协议

      东盟十国 实现东盟自由贸易区计划:

      关税减让、自由贸易

      “10+3”合作1997年12月 合作论坛 东盟与中、 以经济合作为重点、金融

       日、韩

      合作为先导,推动各个领

      域合作的全面展开;最终

       目标:建成东亚自由贸易区

      日韩自由贸易协 2000年9月 FTA协议 日本、韩国 减少关税壁垒和技术壁垒,

      定

       实现零关税。并开展农业、

      科技、旅游、人力资源开

      发等多个领域合作

      中国—东盟自由 2001年11月 FTA协议 中国、东盟 2010年建成中国—东盟自

      贸易区

      (10+1合作) 由贸易区

      日新经济伙伴关 2002年1月 FTA协议 日本、新加 促进贸易、投资自由化、

      系协定 坡 便利化;建立伙伴关系和

      合作

      日本—东盟自由

      贸易区 2002年11月 FTA计划 日本、东盟 10年内建成自由贸易区

      大湄公河开发合 2002年11月 国际合作 中、越、缅、 开展能源、交通、电讯、

      作 开发 老、柬、泰

      环保、旅游等多个领域

      六国 的互利合作,实现地区

       共同开发,逐步消除边

       贸壁垒

      注:此表由笔者根据最新资料整理而成。

      (二)东亚经济“机制性”一体化新特点

      1.多层次、多样化发展。表1中所列东亚地区内部主要的区域性、次区域性以及双边经济合作框架,其中有松散的“对话”、“论坛”形式,有已经签署并按照时间表推进的自由贸易协定,也有酝酿中的自由贸易区计划。它们构成了东亚区域经济合作多样化发展框架,代表着东亚区域经济“机制性”一体化演进的方向。这些新兴合作框架与图们江流域开发、新柔廖成长三角等早期政府协议,以及APEC、亚欧会议、亚洲合作对话等跨区域合作(后两者虽非纯经济意义,但经济合作是其重要组成部分)一起,赋予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多层次、多样化发展的新特征。

      2.发展步伐加快。东亚经济的“机制性”一体化虽然起步晚,但一经“破题”[2],即呈迅猛发展势头。自2001年11月,中国与东盟正式达成在10年内建成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协议后,“一石激起千重浪”——中国与东盟“10+1”的务实合作极大地促进了东亚经济整合的步伐,此后的2002年可谓东亚经济一体化取得突破性进展的一年:东亚区域内相继签署了《日本和新加坡新时代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中国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启动了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计划,以及日本和东盟就10年内建立“日本—东盟自由贸易区”达成一致等。目前,东亚还有一系列处于洽签、研议中的双边自由贸易提案(如日本与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之间;新加坡与韩国之间)。另外两大亮点是中、日、韩三边合作和大中华经济圈整合:在《中日韩推进三方合作联合宣言》的推动下,中日韩三方全面经济伙伴关系的制度性安排可望出笼;《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的签署被解读为启动“大中华经济圈”的起点,《内地与澳门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也已经签署。祖国大陆与台湾的紧密经贸安排虽然会因台湾当局的政治问题有所拖延,但经济融合趋势是不可阻挡的。

      东亚经济一体化的迅猛发展,不仅表现在“量”的扩张,而且体现在“质”的提升,以“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设最为突出。事实上,AFTA从1993年1月1日启动以来,一直处在不断加速的过程中,从开始提出时的15年框架经过多次加速提前到了2002年。现在六个老成员之间已如期实现既定目标,其余新成员也在按照时间表实施减税计划。在今年10月举行的印尼巴厘岛第9次东盟峰会上,东盟各国领导人又签署了《巴厘第二协约》的宣言草案,声明于2020年实现“东盟经济共同体”的构想蓝图,届时东盟10个成员国将整合成为一个庞大的生产基地以及一个货物、服务和资金自由流通的单一市场。这些迹象表明,东亚经济的“机制性”一体化,在量的扩张和质的推进方面,都经历着迅猛发展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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