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别、权力政治和国际关系

作 者:

作者简介:
南京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

原文出处:
现代国际关系

内容提要:

女性主义是唯一以性别作为理解世界政治的核心的理论。然而,以经典现实主义为代 表的国际关系理论传统却忽视或否认国际关系中的性别问题。本文通过女性主义视角对 权力政治加以重新评价,以反映性别与国际关系的关联性。第一部分主要借助汉斯·摩 根索的著作来描述权力政治概念,揭示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是构建在对政治人、国家 和国际体系的男权主义表述上;第二部分则依靠性别对经典现实主义加以解构,主要从 女性主义角度重新定义权力政治概念,并且通过对权力的多种来源、多层含义和广泛人 性的表述,挑战现实主义理论范式;结论部分谈到女性主义将性别作为分析范畴引入国 际关系研究的意义。


期刊代号:D7
分类名称:国际政治
复印期号:2004 年 0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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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克瑞斯汀·丝维斯特曾说,“如果我们用一般的、非性别化的罗盘绘制国际政治的海 图,我们可能会以画出一幅仅仅充斥着男性,主要是精英男性的地形图而告终”。(注 :Christine Sylvester,Feminist Theor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a

      Postmodern Era,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4,pp.35-36.)作为社会科 学中最男权至上的学科之一,国际关系学极度缺乏性别意识,尽管多年来女性主义者和 代表女性利益的人们一直努力试图从实践和理论上改变这种状况。到目前为止,国际关 系传统领域中依然存在许多需要女性主义批判和圈定的课题,本文侧重运用性别批评观 分析国际关系中的权利政治,并力图从女性主义立场认识论来重新评价权力。

      一、性别概念与女性主义理论

      在探讨有关性别和女性问题对国际关系研究的重要性之前,有必要先区分一下“性”( sex)和“性别”(gender)这两个易于造成混淆的概念。从普通意义上来讲,“性”代表 了人的自然属性,是生理上的,而“性别”的重点并不在于其生理意义,更多的是一个 文化概念,是由“个人文化背景所决定的性别特征”(注:Francine D'Amico and

      Peter R.Beckman,“Introduction”to Women,Gender,and World Politics:

      Perspectives,Policiesm and Prospects,London:Bergin & Garvey,1994,p.3.)。根据 这个定义,性别成为一种文化建构概念,是在特定的文化背景下男权同女权的分界点。 桑德拉·哈丁指出,在很大程度上“男性和女性的社会系统建构与生理特征没有多大关 系,如果不是根本没有关系的话”。(注:Sandra Harding,“Introduction:Is There

      a Feminist Methodology?”in Sandra Harding,ed.,Feminist and Methodology,

      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87,pp.1-14.)女性主义强调性和性别的区 分的意义在于,如果性别是社会建构起来的,它就可以被改变,也能使我们揭示性别的 不同含义。女性主义认为,性别是一种个人认同、社会认同和权力关系。(注:关于认 同的性别政治可见J.Pettman,Wording Woman:a Feminist International Politics,

      London,Routledge,1996.)性别是政治化的,是政治认同的基础。性别在国际政治中不 出现,并不是它不存在,而是以现实主义为代表的国际关系传统理论造成了性别与国际 关系的分隔:一方面,国际政治研究可以不参照性别问题;另一方面,国际关系被视为 性别中立的一个领域,它对妇女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没有什么影响(注:Fre

      Halliday,“Hidden From International Relations:Women and the International

      Arena”,Rebecca Grant and Katleen Newland ed.,Gender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Open University Press,1991,p.159.)。

      女性主义理论对现实主义的解构不会只简单停留在采取“加入妇女”(adding women) 的方法来暴露和纠正国际关系研究中对女人和女性的排除。“加入妇女”的原则是自由 女性主义提出的,它追求(现实的)社会正义,认为在一个公平的社会里,男女两性应当 拥有同等的竞争机遇。妇女应当得到接受教育和从事职业外交活动的更多机遇,以便使 之广泛进入对外关系的决策领域。(注:Sandra Whiteworth,Feminism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Towards a Political Economy of Gender in Institute

      and Non-Governmental Institution,New York,St.Martins Press,1994,pp.12-14.)然 而,正如吉恩·爱尔希坦所指出的,仅仅通过“把妇女放回去”来“强调(性别)‘偏见 ’未必是最有效的途径”(注:Elshtain,Jean B,“Feminist Inquir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Michael W.Doyle & G.John Ikenberry,ed.,New

      Thinking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Westview Press,1997,p.77.)。因为 ,女性主义是唯一以性别作为理解世界政治的核心的理论,“妇女”不能被简单的添加 到那些基于性别歧视而定义的“客观”范畴中去。正如激进女性主义者所批判的那样, 如果认同现存社会制度和它的知识生产体系框架而在其内部谋求男女机会的均等,就有 可能会落入男权主义思维逻辑的圈套里。此外,“加入妇女”的这一经验表示的理论含 义还值得探讨,按V·斯派克·彼德森和雅克·楚的说法,由于“对术语及其联系的替 换改变了这些联系的暗含构架,所以理论必须注意到这些变化”(注:V.Spi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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