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本文从哲学的层面探讨了交往问题，认为现代哲学在近代以来从总体上将自身推进到实践哲学，又从传统的“主——客”两分式实践观向“主——客——主”交往实践观转变，最后得出结论：交往实践观将能全面解答全球发展的种种哲学难题，而成为跨世纪人类共有的中心视界。 近来，随着全球一体化进程的加速，交往问题，这个一向被人们忽视的时代性课题被推上了哲学的论坛，引起了全世界学者的广泛关注。在我国，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交往也成为我国理论界争论的一个热点。自然，人们从不同的“前知识结构”来切入这一问题、探索其本性，因而交往就不能不被不同的理论诠释成各异的样态。但是，无论如何，这一场争鸣和对话自身就是“认知交往”活动；而交往在其全球化实践中以其特有的本性和功能为自身开辟着发展的道路，也因此检验和矫正着各种诠释理论，使其发生着模式演变。本文拟就从理论界研究交往的模式演变及其趋向角度，作些探索，并以此来观照跨世纪中国哲学主题转换的逻辑。 一、哲学主题：两次世纪性转折 交往是全球性、跨世纪的问题。对交往问题研究的思维模式转换，从横向上看，是全球化现象，即全球各不相同的哲学解答都在经历相同的或类似的嬗变；从纵向上看，则是哲学主题两度世纪性转折的一部分。关于前者，稍后再论；现对后者先加以说明。 19世纪末至20世纪中叶，全球的哲学主题或哲学主导性思维方式发生了重大的转换，即从近代以来的以存在论和认识论为主题的哲学阶段向实践哲学阶段转变。无论是马克思主义还是非马克思主义，也无论是英美哲学还是大陆哲学，都发生了“实践论转向”运动，都演化为这种或那种形态的实践哲学。将实践作为建构哲学体系的起始点，一以贯之的基础和总体性指导原则，成为20世纪全部哲学的主题。马克思早在创立自己新世界观的早期就自称“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将“主体的感性活动”即实践作为哲学建构的基础和本质特征，借以区别只诉诸“感性直观”的旧唯物主义以及诉诸“精神劳作”的唯心主义哲学。以皮尔士、詹姆斯为代表的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公开将“实践”作为哲学的主导原则，并以此作为反叛传统本体论的标准。继此之后，布里奇曼的操作主义、莫里斯的符号学、奎因的逻辑实用主义，等等，都秉承其先驱，将实践及其效用作为哲学的准绳。在欧洲，实证主义继承康德哲学传统，一直以“拒斥形而上学”，用实践作为实证原则的哲学为本。从实证主义、证伪主义到历史主义和新实在论的科学哲学，都是这一思路的哲学。无论逻辑实证主义知识论所强调的实证、概率支持，还是波普的批判理性主义所言的证伪、判决性实验，都是实践的检验功能。因而他们的哲学本质上是科学实践论哲学，而不是自然哲学或自然本体论。就历史主义而言，也莫不如此。库恩的“科学革命”奠定了规范的突变，实际上是群体实践规范决定论。拉卡托斯强调科学理论的划界在于两种理论的竞争，但最终标准是实践及其经验的“超量证认”和支持。这表明了科学哲学的实践哲学本性及其反本体论立场。 与此相应，分析哲学主流之一的语言哲学，本质上是语言实践论。这一本质如果说在弗雷格、罗素以及前维特根斯坦那里还不太鲜明，还残存某些本体论的痕迹的话（如指称理论、“语言就是世界的图像”），那么，经过后期维特根斯坦所开创的“语言游戏论”或“语言即言语活动即生活方式”的哲学观，和摩尔创立的日常语言学派一起，从语言的逻辑句法分析走向语用分析，在言语行为和实际交往中考察语言的意义，塞尔、奥斯汀·克里普克等均从不同方面强化发展了这一主题。 结构主义与符号学也转向实践哲学。就结构主义而言，如果说早期代表如索绪尔、列维一斯特劳斯还企图发现语言自身及其野蛮人神话、心灵和亲属关系中的结构本体的话，那么到皮亚杰、戈尔德曼等后期结构主义者那里，结构就逐步摆脱了先天预成论的纠缠，而走向实践、活动决定论，其结构是由活动的“主—客”双向分化造成的。因而，活动、实践成为相关结构的基础，结构不再成为本体。 人本主义贤哲们亦是如此。就人本主义流派而言，影响最大、占主导地位的是存在主义。他们的“人本”不再象近代人本哲学那样将之归结为抽象的理性、人性和意识，而就是一种主体的、特别是个体化了的实践。萨特认为，“存在先于本质”，而人的本质，不再是由预先的某物决定的，也不是由自然对象机械决定的，而是由个体的实践、活动决定的。人怎样活动、实践，人的本质就怎样。法兰克福学派的马尔库塞认为，人的实践，是人本的直接证明，因而也就是人化与异化的总根源。 以上粗略地勾勒一个轮廓：现代哲学在总体上将自身推进到实践哲学这一历史的新台阶。“实践论的转向”已是形成的事实。 然而，从本世纪中叶开始，到世纪之交，哲学主题又开始了第二轮转变，即在实践论基础上，从传统的“主—客”两分式实践观向“主—客—主”交往实践观转变。交往与主体际，日益成为新的哲学主题。 应当指出，Intersubjectivety （主体际）思想与“主—客”思想相对应，早已存在于近代以前的中西方哲学之中了。在中国，孔子倡导的“儒学”，其核心范畴“仁”，从语形学上说，源自“从人二”，即多极主体或主体际，讲的是主体际关系。墨子“兼相爱、交相利”，是平等互利的交往观。在西方，苏格拉底的“辩证法”智慧，即是一种主观际对话论辩的交往艺术，是交往的精神辩证法，认知交往的求真过程。中世纪的神人对话和经文解释学，充满了交往的神圣意蕴。近代，从“社会契约论”构架到黑格尔“主奴辩证法”有意论及的“自我意识”与“自我意识”之间的对话，都是对主体际的一种哲学探索。当然，这些都隐没在其主导的哲学框架中了。在古代被隐于总体的本体论之中，在近代则深埋于“主—客”哲学模式之中。只有在当代，交往和主体际问题，才作为哲学的主题突现，以普照之光洒满哲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