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从思想的角度回顾了50年代中国学术界关于“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问题的争论，认为“主观唯心主义”并不象我们从前所批判的那样全是一派胡言，其中或许具有一些合理的东西存在。 一 1958年大跃进如火如荼的当口，中国的哲学界展开了一场关于“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问题的争论。这是建国以来规模大、延续时间长、在国内外有着广泛影响的一次重要的哲学争论。这场争论促进了我国哲学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认识和理解的深化，使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些重要原理形成了比较明确和一致的看法。这场争论还不仅仅是一场纯粹的学术之争，它实际上是以哲学的语言表达了对当时重大的政治问题的看法。由于当时的历史背景，这场争论是用政治的手段来解决的，因此争论中的有些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今天我们重新审视这场争论，对于端正党风和党的思想路线，改进和加强理论工作，进一步深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和理解，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这场争论，开始是由如何理解恩格斯的著作《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第二部分讲到的思维与存在同一性的一句话引起的。 1958年《哲学研究》第一期发表了郭月争的文章，题为《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问题是哲学基本问题的第二方面》。文章认为，恩格斯把哲学基本问题的第二个方面归结为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问题是简洁而准确的，如同把哲学基本问题第一个方面表达为思维与存在何者是第一性的问题一样的简洁准确。我们既能从如何解决第一性、第二性的问题上探讨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对立，也能够从如何解决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中讨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对立。郭文认为对思维与存在有同一性，有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种不同的理解，唯心主义把它理解为思维与存在是同一个东西，思维就是存在。唯物主义则理解为思维能够正确如实地反映客观实在。郭文发表后不久，于世诚在同年10月11日《光明日报》哲学副刊上发表了题为《“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是唯物主义的原理吗？》的文章。文章认为，“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只能是唯心主义的哲学命题，它与唯物主义的反映论是根本对立的。认为这一命题既可作唯心主义的理解，也可作唯物主义理解，实际上是抹杀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大阵营之间的根本对立。 于文发表后，学术界的一些哲学工作者也相继发表了有关的讨论文章，形成了一场关于“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问题的论争。当时国内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权威们几乎都直接或间接参与了这场讨论。 其实，在这两篇文章发表之前，杨献珍就写有《略论两种范畴的“同一性”》一文，就是为了批判1957年苏联版《简明哲学辞典》中的“同一性”辞条而写的。杨文认为：“唯心主义的同一性即‘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的同一性，和辩证法的同一性即‘矛盾的同一性’的同一性，乃是两种范畴。”“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是一个唯心主义的命题，不能……把它解释成为唯物主义的命题；更不能认为这个命题既可作唯心主义的解释，也可作唯物主义的解释”。（《中国哲学四十年》第144页）这篇文章最初是应当时任《红旗》杂志总编辑陈伯达之约而写的，成文后只铅印了三份，除了自留一份外，分送陈伯达、康生各一份。文章没能公开发表，因为陈伯达认为在这一问题上，与杨献珍观点正相反的艾思奇文章的观点是正确的。而康生看了杨文后，认为杨文断定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是唯心主义的命题，也就是否认思维与存在有同一性。于是去问毛泽东：思维和存在有没有同一性？毛泽东回答：思维和存在有同一性。由此，这场争论的结论已经定下了调子。 这场争论开始仍是学术性的讨论，但到后来关锋和康生等人却把这场争论与对“大跃进”的态度联系在一起，认为否认“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的提法，实际上是在政治上对“大跃进”指导思想的否定，于是政治斗争的气氛笼罩并左右了学术争论。随后康生直接插手，限制发表持与杨献珍相同观点的文章，而持与杨献珍相反观点的文章不加限制，政治干预越来越强。最后，康生直接下令：今后不许再提“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这一问题。于是，权力成为真理，一场尚未弄清问题的学术之争按政治家的意志得出了结论。但是这场争论直到文革之后仍有回响，原来意犹未尽的学者在双百方针的鼓舞下就此问题发表了原来没能发表的意见。这场争论给我们的一个重要启示就是，用政治的手段来解决思想问题是徒劳的，造成的后果是消极的，不认真贯彻双百方针就不利于思想的繁荣发展，不利于克服谬误、坚持真理。 这场争论之所以成为建国以来规模大、延续时间长、在国内外有着广泛影响的一次重要哲学争论，这首先是与“大跃进”的社会背景有密切的关系，如何看待人的主观能动性是这场争论的实际主题。毛泽东发起“大跃进”运动的哲学是对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充分肯定，他相信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能够创造出任何人间奇迹，但是这种思想由于社会政治的种种原因很快走向极端，无限夸大人的主观能动性的作用，最后导致用主观愿望、主观意志去取代客观规律的极端的主观主义狂热。杨献珍等人力图要扭转的就是这种局面，他试图通过否定“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这一命题，在哲学上给主观主义的狂热来个釜底抽薪。他一再强调，要在实际工作中坚持唯物主义，反对唯心主义，就必须反对当时严重的共产风、浮夸风，反对“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的口号。对这一口号，毛泽东实际上是持肯定态度的，虽然在实际生活中并不完全同意这种说法，但是他认为这些口号反映了人民群众敢想、敢说、敢干的革命热情和积极性、创造性。这是不能否定的，否则就会压制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因此，他在与李达讨论这一问题时指出：这一口号同世间的一切事物一样，也有两重性。一重性是讲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这是有道理的，另一重性，如果说想到的事物都能做到，甚至马上就能做到，那就不科学了。李达则认为在当前这种情况下，如果仍说这种口号有两重性，实际上就是支持这种说法。他认为这种口号必须反对，因为它肯定了人的主观能动性是无限大的，而人的能动性的发挥离不开一定的条件，但是毛泽东仍坚持认为主观能动性在一定条件下是无限大的。李达由此断定毛主席的头脑有点“发烧”了，“现在连一党之主、一国之首的毛主席也认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是讲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我们的国家要大祸临头了。”（《当代中国十哲》第38页）。后来在1970年12月29日《人民日报》上发表的《哲学斗争与阶级斗争》一文，对这种哲学争论的现实背景作了简明的概括：“革命和建设的迅猛发展，吓昏了一小撮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头脑。刘少奇、彭德怀一伙迫不及待地跳了出来，疯狂攻击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攻击革命的群众运动，诬蔑我们党‘夸大了主观能动性作用’，是‘主观唯心主义’。这时，杨献珍这个小丑以为时机已到，按照刘少奇的旨意，抛出了一个‘思维与存在没有同一性论’，在哲学上挑起了一场新的斗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