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70年代末开始的中国改革历程，至今已整整18个年头了。如果说，在起初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还有不少人心存疑虑的话，那么时至今日它的巨大成功显然已成为众所公认的事实。从哲学方法论的高度如何去认识把握这场深刻的变革，总结其在思想方法上的成功经验及其对哲学本身的启示与借鉴意义，无疑是当前哲学研究中一个重要的课题，值得我们去认真地进行一番思索和探讨。 一 对于这场改革，不同的学科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不同的总结探索，即使是单从理论思维的角度，也可以从不同的层面进行认识，有多方面的特色和成功经验可供总结。在此，我们主要就这场改革所特有的认识方法与操作方法这一方面进行初步的分析探讨。 众所周知，这场改革的最鲜明的特点是在方法上采用渐进的改良的方式，走的是一条相当典型的逐步改良的道路，而不是采取那种长期以来我们所一直推崇的激进的“彻底革命”的方式。采用这种方法，当初曾受到理论界的种种质疑与非议，而今天的事实却证明这正是这场改革的最成功的经验所在。在这一点上，理论与现实构成了巨大的反差。对这种反差的思索，最有可能会获得对哲学有益的启示。 这场改革的第一步战略，是将经济从整个社会形态中暂时分离独立出来，首先对经济体制大胆进行改革。改革之初，由于长期“左”的思想与运动的影响，特别是十年动乱的严重破坏，整个中国社会处于一种近乎瘫痪、百废待兴的状态，政治上各种难题、矛盾错综复杂，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真可谓千头万绪，犹如一团乱麻。在这种情况下，如何着手进行改革？按照通常的理论模式，经济与政治是密不可分的一个有机整体，二者相互依存，决不能将其中一方分离独立出来。但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如果不分轻重主次，同时对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全盘进行改革，就势必会引起各种“左”的势力和“左”的思想观念的激烈抵制，引起思想混乱，社会动荡，这样就不可能在一个安定有序的环境下进行经济改革，其结果很可能是两头皆失。面对这种形势，邓小平同志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气魄和丰富的实践经验，从举国上下人心思治、企盼强国富民的愿望出发，果断地采取将经济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相分离的战略，坚持经济发展和经济改革优先、政治改革后行并服从于经济改革的方针，先行直入地集中精力进行经济改革。当经济改革逐渐走上市场化轨道之后，邓小平同志又明确提出，要冲破所谓经济的市场化必然要与政治的多元化相统一的既有模式，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改革的根本方向。事实证明，正是由于成功地采用这种将政治与经济分离、以经济为主的改革战略，才造就了今天这样一个政治、社会稳定，经济繁荣发展的可喜局面。 在经济改革中，更突出地贯彻了这种“分而治之”的战略方针。它不仅不企图一下子改变原有的旧的体制结构，而且首先不触及旧的经济体制的基础和核心问题，而是在不破坏正常的经济政治秩序，且保持原有体制框架稳定的前提下，巧妙地绕开诸如产权与要素市场等敏感而实质性的难题，采取逐步放松控制，分领域、分所有制、分部门、分地域有的放矢、各个击破的方式，非均衡地逐步推进改革：先从农村进行“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再推进、应用到城市的各个产业领域；先从沿海进行特区试点，再逐步推进到内地；先对非国有经济进行放权搞活，再进而推广到国有经济；从最初的“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到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点到面，逐步深化，以最终实现整个国民经济的整体性转换。 在这一过程中，大胆地汲收、借鉴西方资本主义经济体制中的各种有益的经验和方法，拿过来为我所用，以矫正和补充我们自身的不足之处，也是这场改革得以不断推进，并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特别是当改革正处于欲进不能的关键时刻，邓小平同志再一次以自己睿智的洞见和独到的方法论为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和发展指明了方向。他尖锐地批驳了某些人将市场经济与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各种表现无端地联系起来的观点和作法，明确地将二者区别、分离开来。他告诫人们，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社会率先试用并被事实证明行之有效的各种先进管理经验和资源配置方法并不是只具有资本主义性质，只能为资本主义社会所用，社会主义社会同样可以借鉴采用，作为社会主义的有益补充和重要调控手段。这一思想的提出，再一次冲破了长期以来一直禁锢人们思想的那种不加分析笼统定性的一体化思维模式的束缚，为众多似乎无法解决的难题指出了一条切实可行的解决之道，使中国的改革事业由此跨入新的历程。 所有这些战略决策，从其现实缘起上说，显然是针对中国改革过程中所面临的实际国情而提出来的，是基于对中国历史和社会的清醒认识而作出的选择。但是，如果我们更进一步将这些决策综括起来加以分析，就会发现，在所有这些英明的战略决策之中，蕴含、体现着一种深刻的方法论思想，那就是注重分析的认识与操作方法〔1〕。 可能这一表述并不十分确切，但其特征与实质却是非常清楚而明确的：在认识上，不是将事物看作是一个浑然不可分、完全一体化的僵硬的“整体”，而是看作是一个由各种要素相互联结而成的“活的”整体，其中的各个要素既与其他要素相互关联，同时又有着各自的相对独立性，某些要素可以在一定的条件下从整体中、从与其他要素的关联中暂时分离出来，进行区别对待，单独处理；也可以从某个整体中分离、采纳某些要素，溶进另一个整体中，成为另一个整体的组成部分。社会系统虽然复杂，但同样不是一个完全不可分的、铁板一块的“死的”整体，其中的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依然具有自身的相对独立性；在经济体制内部，不同的所有制、不同的产业、领域之间尽管存在着这样那样的联系，但同样不是绝对密不可分的；即使是构成某种经济体制的重要要素的管理和调控方法也并不是只能附属于这种体制，也是可以分离、独立出来，溶进另一种经济体制，为新的整体服务。正如邓小平同志在关于资本主义与市场之间关系的论述中所指出的那样：“为什么一谈市场就说是资本主义，只有计划才是社会主义呢？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嘛。只要对发展生产力有好处，就可以利用。它为社会主义服务，就是社会主义的；为资本主义服务，就是资本主义的。”〔2〕在这里， 邓小平同志明确地将市场方法与资本主义体制截然区别、分离开来，主张将市场作为一种有效的资源配置方法溶进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之中，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一认识和论述可以说正是上述方法论的最突出的体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