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以实践为基础的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与历史观相统一的理论体系。在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后，就其发展变化的主线而言，形成了苏俄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之相联系，还出现了西方马克思主义与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潮。面向新的世纪，建构面向未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框架，需要立足于实践、科学与哲学日益分化与整体化的历史进程，遵循在综合中发展的方法论原则，以揭示出一幅在整体上与局部上都远比过去更为清晰的世界图景，实现对自身的超越以及哲学的历史超越。 哲学走过了漫长的路程，马克思主义哲学也经历了一个半世纪的风风雨雨。现在处于世纪之交，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状如何？它将朝何处发展？应该怎样发展？不少学者发表了有价值的见解。本文试图就上述问题提出一些个人的看法，以求教于学术界的前辈与朋友。 一 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状，显然可以从多种角度中加以论述。我们这里，依据本文的主题，拟从探讨它的源流与演化的历程中，展现出它的现实面貌。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以实践为基础的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与历史观的统一。原生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应是以《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资本论》、《反杜林论》、《自然辩证法》、《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等为代表作所阐述的理论系统。尽管马克思和恩格斯早期、中期和后期所阐述的思想、所关注的问题以及他们论述的角度和重点有所不同，但作者以为仍应从这一理论的系统与演化中得到合理的说明。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和发展逐渐出现了比较复杂的状况：就其发展变化的主线而言，先是列宁主义的产生及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坚持和发展；接下来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以及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坚持和发展，以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标志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形成。与这一主线相联系的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和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产生与新发展，这是否也属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历史演化的一个论域！用系统演化的观点看问题，西方马克思主义和东欧新马克思主义无疑是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树的某个关节点上（诸如实践观点等）生长出来的一些分枝，尽管它有嫁接（例如西方哲学），也有变形，开出了一些不结果实的花或者结出一些苦涩的果实。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苏俄的历史命运，是与苏俄革命、建设、改革与剧变的进程相伴而行的。列宁以其《哲学笔记》、《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国家与革命》等著作为代表，坚持与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唯物主义、辩证法、认识论、唯物主义历史观。在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以后的70余年中，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方法论，受到执政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和强有力的支持。然而，由于斯大林的形而上学和教条主义，特别是他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一书的影响，苏联哲学界长期受到禁锢。该书割裂唯物论与辩证法，降低辩证法的世界观、宇宙观地位，以四大特征代替辩证法的规律和范畴，机械地理解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明显地离开了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奠定的以社会实践为基础的新世纪观的传统，离开了马克思、恩格斯以至列宁一系列论述的基本精神，迫使苏联哲学界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走上了一条形而上学、简单化、教条主义的道路。斯大林去世以后，由于政治环境的变化和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展开，苏联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方面也逐步取得了一些进展，突出地表现为关于唯物辩证法理论与历史的研究、系统理论与哲学的研究，对认识与实践、主体与客体、认识论与自然科学等问题的研究，取得了积极的进展。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对象与范畴体系、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辩证法等方面，进行了广泛的探讨。可悲的是，在80年代出现了与半个世界前斯大林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相对称的另一极作品——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与新思维》，前者是形而上学、简单化的典型，也是斯大林僵化的社会主义模式的指导理念；而后者则明确地提出，战争是政治以另一种方式的继续“已经过时”，鼓吹“全人类的价值高于一切”，“人类的生存高于一切”，主张建立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然而两者有不少共同之处：都是“领袖哲学”，都对社会生活发生了重要作用，起到了一种指导观念的作用，最后都被历史所摒弃。 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建设实践的结合，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坚持与发展提供了机遇与条件。毛泽东以他的著作《实践论》、《矛盾论》，总结了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指导了政治斗争与军事斗争，并引导中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接着，他又发表了《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开始了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艰难探索。毛泽东晚年的某些失误，斯大林的形而上学与教条主义，造成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停滞与僵化。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标志着我国现代化建设与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开始，同时也带来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复兴与发展。在毛泽东之后，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推向前进的代表人物当然是邓小平。邓小平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唯物主义传统，坚持与发展毛泽东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时代特征的结合，阐述了一系列正确的理论观念，形成了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尽管邓小平的哲学思想主要是在结合中国现代化建设与改革开放重大问题的过程中提出并加以论述的，但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性与主流以及对社会生活的影响而言，他无疑也应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主流的代表。马克思主义哲学由于其特有的性质，从它产生以后就逐渐形成了领袖哲学、专家哲学以至大众哲学并存的这样一种格局，这种格局从根本上说，是由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强烈的实践性与社会性所产生和形成的。作者无意否定哲学的某种纯洁性，丝毫也不主张哲学越过科学技术的层面去直接插手现实生活中的具体问题，也认为哲学在一定意义上返回自身的必要性，但所有这一切，都不意味着无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特质与现实。一味以书斋哲学的眼光评价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与发展，鄙视“领袖哲学”与严肃的“大众哲学”，远离现实生活所提出的重大问题，以为马克思主义哲学越远离现实生活越好，越无人问津越好，对于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人来说，至少是一种偏狭的态度。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哲学界在实践唯物主义、认识论、系统论与辩证法、历史观、价值观、文化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等众多方面，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展，但同时也遇到了市场经济发展中世俗化倾向的巨大挑战，它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成了黄昏起飞的猫头鹰，而不是迎来朝阳的报晓雄鸡。 前已述及，西方马克思主义与东欧新马克思主义是否属于马克思主义范围，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苏联和我国以往的一些论著均把它划归西方资产阶级哲学的范围。现在学术界的情况有些变化：有的把它看成是马克思主义的一种派别；有的虽不这样看，但确认它提出与阐述了一些有价值的问题。本文是从理论系统演化的观点看问题，把它的产生与发展纳入我们的理论视野，看它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未来发展具有怎样的意义。众所周知，西方马克思主义是在总结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中、西欧无产阶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产生的，是在回答本世纪以来所发生的一系列重大社会历史事件的过程中形成和发展的。这股思潮从一个侧面反映并回答了社会生活所提出的重大问题。现在，我国学者大都不会否定它所反映出来的问题的重要性与价值，而比较复杂的是对他们所作出的回答的认真辨析。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普遍重视对实践问题与主体性问题的研究，突出社会历史理论与历史辩证法的重要地位，十分关注异化问题，对意识形态问题也进行多层面的探讨。这些探讨，从一个方面来说，弥补了苏联和中国在一个相当长的僵化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不足，而从另一个方面来说，他们在不少重大理论问题上逐渐远离原生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东欧的新马克思主义是在苏共20大以后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它近乎是处于僵化的斯大林哲学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两极中，是接近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种哲学派别。他们从“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的立场出发，对斯大林僵化的社会主义模式进行了批判，从理论上对实践、劳动、异化等问题进行了研究，他们提出了一些有意义的问题，对苏联、东欧所患的病症进行了诊断，但开出的却是一副令人休克的药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