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哲学的有无与是非

作 者:

作者简介:
任吉悌 王皑霞 安徽大学哲学系

原文出处:
马克思主义研究

内容提要:


期刊代号:B1
分类名称:哲学原理
复印期号:1996 年 1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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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44年1月, 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首次提出“国家哲学”概念。他说:“德国的法哲学和国家哲学是唯一站在正统的当代现实水平上的德国历史”,“德国的国家哲学和法哲学在黑格尔的著作中得到了最系统最革命和最完整的阐述”。(《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8页)1886年, 恩格斯在他的哲学名著《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中,曾谈到“黑格尔的体系,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被推崇为普鲁士王国的国家哲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10页)

      “国家哲学”概念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有两种涵义:一种是指用一定的哲学观点去论述国家的学说;另一种是指在一个国家内占统治地位的哲学,它是该国统治阶级世界观的理论表现,是国家制定方针、政策和规范社会生活的指导思想和根本原则,是维护国家统治阶级利益的最高的或最核心的意识形态。本文所要讨论的是后一种意义上的国家哲学。

      一、问题的提出

      国家哲学在历史上和现实中的存在是一个客观的社会现象。柏拉图是欧洲哲学史上首先提出和制定贵族奴隶主国家哲学的哲学家。他鼓吹天命和森严的等级制,论证奴隶主统治的永恒性。

      在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自汉武帝接受董仲舒提出的“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举贤良对策三》)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我国历代封建统治者都把儒家学说作为其国家哲学,为适应不同时期封建统治者的需要,儒家又有其不同的表现形式。西欧封建社会中独占统治地位的哲学是以神学历史观为核心的经院哲学。托马斯主义从13世纪起成为西欧封建社会的国家哲学。

      黑格尔哲学曾被推崇为普鲁士王国的国家哲学,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多次提及的。黑格尔本人也公认不讳。他说:“我们不象希腊人那样把哲学当作私人艺术来研究,哲学具有公众的即与公众有关的存在,它主要是或者纯粹是为国家服务的。各国政府对那些献身于哲学这门专业的学者们表示信任,它们把哲学的发展内容完全托付他们。”(《法哲学原理》《序言》,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8页)

      在哲学派别林立的美国,实用主义的基本原则一直被美国资产阶级及其各种代表人物当作自己的思想和行动准则,实际上就是美国的国家哲学。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支持下逐渐取得了国家哲学的地位。1945年之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东欧社会主义各国,也先后被提升为国家哲学。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明确指出:“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由共产党的世界观被拓展、提升为社会主义国家哲学。

      长期以来,在前苏联和我国理论界,很少有人怀疑国家哲学的存在。然而,在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作为国家哲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这些国家中,随着无产阶级政权的丧失而跌岩千丈。在这样的背景下,否定国家哲学的存在,尤其是否定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哲学几乎成为一种时尚。在俄罗斯,有学者说:“不能把任何哲学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规定为国家哲学。”(参见(俄)《哲学问题》杂志1994年第1 期)我国有的学者在其论著中,也谈到俄罗斯多数哲学家对国家哲学命运的倾向性意见,即“不应再有‘国家哲学’,哲学是一种自由思考,哲学是哲学家们的‘私事’。”论著作者提出“由此而必然产生出一些发人深省的问题:哲学是否本不应该成为‘国家哲学’?哲学成为‘国家哲学’是否不符合哲学的本性及其发展规律?哲学是否与政权、政治不应保持过分直接而密切的关系?是否只有‘纯’哲学才是哲学?”

      近来,我国理论界在深入讨论哲学的本性和功能时,也明确提到国家哲学的命运。有的同志认为“当某一种哲学,已经处于国家哲学的地位的时候,它在事实上便无法不被偶像化。通过这种绝对化、偶像化,作为国家哲学的哲学便与这个国家的统治者的利益直接地统一起来了。于是,这一哲学便失去了它自主的灵魂,变为一种随统治者好恶而任意变幻自己面孔的怪物。在此,任何一种国家哲学,都必将会把哲学的比附性发挥到极端充分的程度。否则,它便无法永远保持其与多变的社会现实的一致性,也无法实现其作为现存社会之辩护工具的职能。……哲学的比附产生了双重的僵化:一是哲学体系自身的僵化;二是哲学对现实理解的僵化”。

      西方“马克思学”早就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哲学进行抨击。美国学者米尔斯在其所著《马克思主义者》一书中说:“目前流行于苏联集团各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并不是由脱离政治的哲学家提出的,自由发展起来或者正在自由地发展着一系列理论。它实际上是辩词,企图从马克思和列宁的思想遗产中找出种种原理,为一个强大国家的政治和思想统治集团的政策作辩护。(《马克思主义者》,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159—160页)德国的伊林·费切尔认为是“恩格斯和列宁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推向教条化、庸俗化和意识形态化,使之成为无产阶级政权统治进行辩护的意识形态,丧失了哲学应有的革命锋芒,变成了凝固的意识形态。”(参阅费切尔:《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纽约,海德兄弟出版公司,1971年版第1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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