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某种学说创立者“形象”的变换，在思想史上并不罕见。 但是，像马克思这样引起持久的、广泛的、世界性的争论，聚讼纷纭，却是罕见的，而且马克思离我们的时代越远，对他认识的分歧也就越大。当然，我注意到，在众说纷纭的见解中又存在着两点共识：（1 ）马克思曾经是一个唯心主义者，直到《莱茵报》时期，马克思在总体仍是一个唯心主义者，认为精神无所不包，无处不在，而自由是全部精神存在的类的本质。换言之，马克思曾是一个黑格尔式的唯心主义者。（2 ）马克思后来是一个唯物主义者。不管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称为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还是叫做实践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首先是唯物主义哲学，这一点是确定无疑的。由此引发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马克思从唯心主义转向唯物主义的根本原因和理论途径是什么？ 2.一种传统的，也是较流行的观点认为，费尔巴哈唯物主义， 尤其是《基督教的本质》一书的出版，是促使马克思从唯心主义转向唯物主义的根本原因。这种见解的主要依据是恩格斯在《费尔巴哈论》中提出的观点，即1841年《基督教的本质》的出版“直接了当地使唯物主义重新登上王座”，并使马克思“成为费尔巴哈派了”〔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18页）。 我不同意这种见解。在马克思从唯心主义转向唯物主义的过程中，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确起过重要作用，但它不是马克思转变的根本原因。首先，《基督教的本质》的出版并没有直接把马克思导向唯物主义。1841年《基督教的本质》问世时，马克思的确看过，但马克思当时感兴趣的不是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而是费尔巴哈对基督教的批判和对无神论的论证。同时，马克思当时并没有把费尔巴哈与鲍威尔加以区别，而是把他们同样看作青年黑格尔派，看作是自我意识哲学的卓越代表。恩格斯的上述论断并不确切。如果1841年《基督教的本质》的出版把马克思导向唯物主义，即“成为费尔巴哈派”，那么，马克思为什么在1842年还用理性衡量现实，在总体上还是一个黑格尔式的唯物主义者？为什么在1843年还使用“下流的唯物主义”这一概念？其次，马克思是从历史观开始转向唯物主义的，换言之，马克思在成为历史唯物主义者之前，还不是唯物主义者，而费尔巴哈恰恰在历史观上是唯心主义者。“当费尔巴哈是一个唯物主义者的时候，历史在他的视野之外；当他去探讨历史的时候，他决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在他那里，唯物主义和历史是彼此完全脱离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0页） 我无意贬低、否定费尔巴哈唯物主义在马克思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但应明确，这种作用是“推动器”的作用，而不是“启动器”的作用。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加速了马克思从唯心主义转向唯物主义的进程，但不是这种转变的根本原因，更不是唯一原因。这是其一。其二，费尔巴哈唯物主义对马克思产生影响的时间不是1841年，即《基督教的本质》的问世，而是1843年，即《关于哲学改造的临时纲要》和《未来哲学原理》的问世。这两部著作中的“颠倒法”对马克思的转变产生了重要影响，起了“催化剂”的作用。 在我看来，《莱茵报》时期的政治实践是马克思从唯心主义转向唯物主义的根本原因。对于马克思来说，《莱茵报》时期是令人困惑的时期。具体地说，物质利益和理性的关系，物质利益和国家的关系，以及德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困扰着马克思：力图通过自由报刊诉诸理性的努力失败了；力图通过“哲学世界化”，即通过哲学改变世界的努力也失败了；理性和现实的矛盾出现了……真正的理性何在？变革现实的真正根据是什么？马克思开始重新审查自己原有的理论信仰——黑格尔式的唯心主义，重新理解理性和现实的矛盾。结果，导致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的反叛，从唯心主义转向唯物主义。 3.实践提出的问题只是为马克思的转变提供了前提， 并规定了马克思的认识可能达到的广度和深度，但它并不能自动地使马克思从唯心主义转向唯物主义。改变自己的理论信仰并非易事。马克思的转变是一个艰难的理论探索过程。具体地说，历史研究和哲学批判的结合，政治批判和哲学研究的结合，换言之，历史研究、政治批判和哲学批判的“三位一体”构成了马克思从唯心主义转向唯物主义的理论途径或内在机制。 4.为了解决《莱茵报》时期的思想矛盾， 马克思首先批判审查黑格尔法哲学。“巨大的历史感”是黑格尔哲学的基本特征之一，为了真正理解黑格尔法哲学，必须具备相当的历史知识。同时，《莱茵报》时期的政治实践使马克思意识到，要真正理解国家制度的变革，也必须具备足够的历史知识。所以，马克思在批判黑格尔法哲学的同时，进行了历史研究。这一研究的结晶就是1843年的《克罗茨纳赫笔记》。 研读《克罗茨纳赫笔记》可以看出：（1）在研究范围上， 马克思以法国为主，涉及英国、德国、波兰、瑞典等国从公元前600年到19 世纪2500年的历史。这本身就是一个宏伟的历史场面。（2 ）在关注问题上，马克思关注三类问题，即所有制、阶级的形成以及国家和法的问题。其中，马克思尤为关注法国大革命的历史进程、后果和局限性，并注意到瓦克斯穆特生《革命时代的法国史》提出的观点，即“唯一的真正的平等是财产平等”。梅林正确指出：“马克思是通过对法国革命的研究理解了当代的斗争和要求，而恩格斯则是通过对英国工业的研究做到这一点的。”（梅林：《马克思传》，第123页）（3）在研究特点上，马克思不是单纯地积累经验材料，而是将各国的历史加以比较，从而力图在某些国家发展的特殊性背后发现历史运动的一般趋势。历史研究使马克思初步形成了现实决定观念、事物决定逻辑的观点，并意识到“国家观念始终是国家存在的那些旧形式的宾词”（引自《马列著作编译资料》第12辑，第3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