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高的位置

——徘徊于世纪之交的哲学理性

作 者:

作者简介:
孙正聿,1946年生,哲学博士,现为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原文出处:
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内容提要:


期刊代号:B1
分类名称:哲学原理
复印期号:1996 年 10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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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在人类历史的精神坐标上,崇高与渺小一向是对立的两极。崇高表征着真善美,渺小则意味着假恶丑。哲学作为理论形态的人类自我意识,它一向是以阐扬崇高和贬抑渺小作为自己的追求目标和理论使命。然而,20世纪的哲学理性却在反省崇高及其种种对象化存在的百年来的精神历程中,既消解着种种被异化了的崇高,又承受着失落了崇高的种种精神困倦。世纪之交的哲学理性正徘徊于对崇高的沉思之中。

      【关键词】 哲学理性 崇高 传统哲学 黑格尔 马克思

      一、传统哲学:崇高的追求与异化的崇高

       本世纪以来,在关于中西哲学的比较研究中,人们常常以如下的观点来表述中西哲学之异,即:中国传统哲学突显对人生的意义与价值的体认,“道”、“仁”、“心”、“理”皆为伦理实体;西方传统哲学则贯穿对知识的逻辑基础的寻求,“本体”、“理念”、“规律”、“自由”均以真理为标的。似乎中国传统哲学是以“拟价值”的形态去充任“一切价值的价值”,西方传统哲学则以“拟科学”的方式去充任“全部科学的科学”。

      在我看来,这种观点虽然在某些方面揭示并阐释了中西传统哲学的差异,但却根本上丢弃了中西哲学在人类性上的深层一致性以及中西传统哲学在时代性上的历史共同性。具体地说,哲学作为理论形态的人类自我意识,即理论地把握到的人类关于自身的存在、焦虑、理想和选择的自我意识,无论中国哲学还是西方哲学,都是以批判地反思和历史地建构人类生活的精神坐标为根本使命,也就是以阐扬崇高和贬抑渺小为根本使命。同时,哲学作为历史性的思想即“思想中所把握到的时代”,无论中国传统哲学还是西方传统哲学,在建构人类生活精神坐标的过程中,既历史地践履着对崇高的追求,又非历史地把崇高异化为某种超历史的存在。崇高的追求与异化的崇高,构成了整个传统哲学的无法解脱的最深层次的内在矛盾。

      传统哲学对崇高的追求,是以崇高与渺小的绝对两极对立为前提的,是以确立崇高的某种终极性存在为目标的,是以自身的理论形态作为崇高的终极实现自期自许的。传统哲学向自己提出的问题是:什么是绝对之真、至上之善和最高之美?在传统哲学看来,只有当哲学为人类揭示出这种绝对之真、至上之善和最高之美,并且人类按照这种绝对之真、至上之善和最高之美来裁判和实践自己的全部生活,人类才能够崇高起来。这样,传统哲学就把对崇高的挚爱与追求,变成种种亘古不变的哲学理念:把崇高的历史性内涵异化为统治人的思想与行为的种种僵化的教条和崇拜的偶像。由此便造成了传统哲学的崇高的追求与异化的崇高的内在矛盾。

      中国传统哲学,一向是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己任,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为内容,以“修齐治平”、“内圣外王”为门径,去建构人类生活的精神坐标和确立人类生活的“安身立命”之本。中国传统哲学对崇高的追求,真可谓百折不挠,一以贯之。然而,在“存天理,灭人欲”,“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为臣纲,父为子纲”以及“法先王之法”、“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的告诫与“纲常”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到非此即彼、两极对立的绝对化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而且可以看到由此所造成的崇高的异化:崇高被异化为代表“国家”、“社稷”的“君主”;崇高被异化为代表“人性”、“人格”的“圣贤”;崇高被异化为代表“经典”、“文本”的“儒学”;崇高被异化为代表“伦理”、“道德”的“纲常”;……。在我看来,正是这种崇高的追求与异化的崇高的深刻矛盾性,才必须对中国传统哲学及其所表征的全部传统文化采取“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的批判继承的态度。今人所谓“弘扬传统文化”,大概最重要的就是继承且发扬其追求崇高的传统;“五四”以来的所谓“打倒孔家店”,就其深层指向而言,恐怕最根本的就是“消解”人在被异化了的崇高中的异化。因此,如何解决中国传统哲学的崇高的追求与异化的崇高之间的矛盾,并以当代的社会发展为背景重新建构人类生活的精神坐标,即重新确立崇高的位置,应该是世纪之交的中国哲学的理性思考的轴心。

      我们还必须看到,以“寻取最高原因的基本原理”和“提供全部知识的基础”为己任的西方传统哲学,虽然在理论形态和研究方式等诸多方面与中国传统哲学存在种种差异,却同样是以崇高和使人崇高起来作为追求的目标,并同样造成了人在被异化了的崇高中的异化。现代西方哲学——无论是科学主义思潮还是人本主义思潮乃至所谓后现代主义思潮——都是以“消解”崇高的异化为出发点的。正是在这个崇高的消解与失落的过程中,表现出了当代哲学理性深刻的精神困倦和理论危机。

      人们所熟知的当代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的代表人物之一理查德·罗蒂,在其所著《哲学和自然之镜》一书中,曾对整个西方传统哲学作出这样的概括:“自希腊时代以来,西方思想家们一直在寻求一套统一的观念,……这套观念可被用于证明或批评个人行为和生活以及社会习俗和制度,还可以为人们提供一个进行个人道德思考和社会政治思考的框架”。那末,哲学如何保证它所寻求和提供的这套“观念”或“框架”的合法性与有效性呢?罗蒂说,“作为一门学科的哲学,把自己看成是对由科学、道德、艺术或宗教所提出的知识主张加以认可或揭穿的企图。它企图根据它对知识和心灵的性质的特殊理解来完成这一工作。哲学相对于文化的其它领域而言能够是基本性的,因为文化就是各种知识主张的总和,而哲学则为这些主张进行辩护”,正是基于对整个西方传统哲学的这种理解,罗蒂提出了哲学理性的当代任务:“摈弃西方特有的那种将万物万事归结为第一原理或在人类活动中寻求一种自然等级秩序的诱惑”。由此罗蒂提出了反表象主义、反本质主义和反基础主义的所谓“后哲学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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