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的穿透性，一般体现在哲学基本精神对自身和其它理论及对现实的把握、贯穿、超越方式上，突出体现在本体论概念和方法论思想对体系的构成上。如老子哲学“道”与“德”的互相穿透及“道以一贯之”对其它范畴的穿透，海德格尔哲学的“此在”（Dasein）对东西方哲学本体论的穿透，等等。以此看马克思的哲学，无论其早期横空出世的“思想闪电”，《资本论》时期“普照的光”，还是其晚年对“卡夫丁峡谷”的跨越，都表现了特有一贯的有机整体的本质穿透性。对此，本文试就其早期基本精神、本体论和方法论三方面展开探讨，以希有助于加深对其哲学生命力、丰富性、超越性和当代性的理解。 一、早期基本哲学精神的穿透性 马克思1859年在其《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明确指出自己首先是个哲学家，而1843年至1844年间，他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和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迅即导致了其唯物史观的形成。这就启示人们思考，马克思早期哲学思想何以能穿透黑格尔哲学和古典政治经济学，而很快形成其新的质？ 对马克思早期思想的特点及其转换，中外学者都作了大量研究，争议也较大。笔者认为最重要的是要把握他早期作为独创哲学家的、导致其思想转换的基本哲学精神特质（对此人们似乎研究得还不够），而这较充分地体现在他1842年的如下表述中： “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哲学不仅从内部即就其内容来说，而且从外部即就其表现来说，都要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那时，哲学对于其他的一定体系来说，不再是一定的体系，而正在变成世界的一般哲 学，即变成当代世界的哲学……它是文明的活的灵魂。”《第179号“科伦日报”社论》这是在批判了传统“哲学，尤其是德国哲学，喜欢幽静孤寂、闭关自守并醉心于淡漠的自我直观”[1]的品性之后，马克思所发出的宣言。 哲学从形式到内容都要与“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这正是马克思所独有的哲学精神的崭新表达。这种精神的特质，其实早在他的《博士论文》中就已显现，以后也一直贯穿在他的理论活动中。 这种精神特质赋予了马克思哲学思想以崭新的构成性和穿透性。正如他所说：“最新哲学持有更加理想和更加深刻的观点，它是根据整体的思想而构成自己对国家的看法。”[2] 因此，即使马克思当时的哲学出发点尚是“理性”、“自由”等观念。但在他新的世界哲学整体构成中的“时代”，已是历史发展的纵向维度与现实世界诸如法国政治、英国经济和德国市民社会等横向维度汇聚成的“时代焦点”；而这焦点中的“人”则穿透了从马基雅弗利到霍布斯到卢梭、费希特和黑格尔（他们“已经用人的眼光来观察国家”[3]）； 因而其“现实”就大大超越了黑格尔绝对精神的演绎意义，其“哲学”也大大超越了黑格尔乃至青年黑格尔派“黄昏才起飞的猫头鹰”滞后于现实的意义，因而能在现实中看到所谓“本性盲目的”、“非理性的”物质利益关系如何占了理性的国家和法的“上风”。[4] 这些都是他不久展开对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及其与青年黑格尔派决裂的内在动因所在。 具体考察马克思哲学精神特质在1843年至1844年导致其唯物史观形成的特点，大致有如下几点： 首先，它在形式上是一种新的整体构成的关系思维。这种整体思维力求最大限度地把握和穿透现实世界的和理论的及其相互间的一切真实有效的要素关系。这就必然导致马克思对黑格尔抽象的、脱离现实生活的思辨思维的批判。因为在黑格尔那里，“现实的关系被思辨的思维归结为现象”[5]，变成了抽象的现实性、必然性和实体性， “因而是些抽象的逻辑范畴的关系”。[6]而通过其批判， 马克思便揭穿了“现代国家本身是从现实人抽象出来的，或者只是幻想地满足所有人”[7] 的实质，从而得出结论：“法的关系正象国家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的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8] 这就向唯物史观的关系构成理论的基础大大迈进了一步。 其次，它在内容上是一种新的辩证中介思维。对黑格尔来说，在两对立概念相互作用关系中，必有本质关联的中介范畴，否则便算不上辩证法的概念思维，因而在其法哲学中，“国家制度在本质上是一种中介体系”。[9]通过行政权和等级要素抽象的政治国家， 便是国王和市民社会的中介，这样“两个极端都摆脱了自己的偏执性，用各自特殊本质的火焰相互交织。”[10]深谙黑格尔的马克思批判了这种“理念私自制造出来的”[11]中介，形成了从现实关系至国家关系的新中介概念，这便是区别于反映孤立、狭隘利益的“市民社会”的、本质的人（类）和社会概念：“建立在人们现实差别基础上的人与人的统一，从抽象的天上下降到现实的地上的人类概念，——如果不是社会的概念，那是什么呢？”[12]这是一种要求否定私有财产关系的革命性的中介思想：“如果说具有政治精神的社会革命不同义语就是废话，那么具有社会精神的政治革命却是合理的思想。”[13]而一旦确立了这种本质中介思想，马克思便将哲学立足点牢牢置于其上：“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化了的人类”。[14]从而形成其新的、特有的哲学出发点与立足点的相互穿透：个人与人类、现实与历史、自然与社会、劳动与实践、分工与交往、使用价值与价值等相互间关系的穿透，及对其它关系（如意识）的穿透。这其中许多当然是他以后进一步结合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表现的，由此发展为唯物史观社会整体结构方法的核心思想。 再次，它在指向上是一种新的解放思维。马克思要求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的“世界哲学”，是“文明活的灵魂”，鲜明透视出重新考察、批判一切社会关系，寻求更为根本的、更具普遍性的人类解放道路精神指向。而当他通过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把哲学的出发点转向现实关系，把立足点确立在人类社会之际，他的解放思维便更加明晰和切实了：“任何一种解放都是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人自己。”[ 15] 由此，一方面必须把人从抽象的、思辨的哲学及其为政治国家作虚幻掩饰和辩护的意识形态关系禁锢下解放出来，进行哲学革命；另一方面，对人的现实关系的解放，其最根本的、最普遍的体现便是实现无产阶级的解放。因为无产阶级“表现了人的完全丧失”，而“无产阶级要求否定私有财产，只不过是把……作为社会的否定的结果体现在它的身上，即无产阶级身上的东西提升为社会的原则。”[16]这样，马克思哲学精神特质的穿透性便显出了更加实在的内容和更明确的方向：“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地，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思想的闪电一旦真正射入这块没有触动过的人民园地，德国人便会解放成为人。”[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