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曾指出：“对哲学家们来说，从思想世界降到现实世界是最困难的任务之一。”〔1 〕从思想世界降到现实世界，也就是摆脱纯思辩的经院哲学传统，探讨研究现实社会，把哲学变成改造社会的思想武器，马克思和恩格斯毕生都在为实现这个目标而奋斗。在他们那里，讨论哲学问题，并非为了解决哲学史上悬而未决的人与自然的统一，事实与价值的统一，物质与精神的统一，主观与客观的统一等理论问题（即使解决了也只能说是“副产品”），而是为了解决现实社会的批判问题。提出新的哲学范畴，他们关心的不是这些范畴在哲学史上有什么意义，而是它们能否成为批判资本主义社会人剥削人的制度的不合理性，论证共产主义一定要实现的思想武器。对这一点，西方一些非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也看得很清楚。例如美国当代著名经济学家熊彼特就曾指出：马克思的理论“到处根据社会事实。他的一切命题的真正源泉，没有一个导源于哲学领域。当然，从哲学这一边出发的诠释家和批评家是没有力量做到这一点的，因为他们对有关的社会科学所知有限，而且哲学体系的建立者的癖好使他们除了来自哲学原理的解释而外，不喜欢任何其他解释。他们认为哲学是有关经济经验的最实事求是的陈述，因而使研究方向岔到错误的路线上，贻误了朋友，也贻误了敌人。”〔2〕因此，在当代世界哲学中， 专注于“思想世界”的英美语言分析哲学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评价不高，如艾耶尔说，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哲学观“对哲学界几乎没有产生什么影响。”〔3 〕而从“现实存在”出发的欧洲大陆存在主义哲学却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推崇备至，如萨特称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我们时代不可超越的哲学。”〔4〕出现这种分歧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各自哲学的出发点不同。马克思主义哲学关心的是人所生活的现实的世界，这在语言分析哲学看来是离开了哲学的范围。罗素讲：“把马克思纯粹当作一个哲学家来看，他有严重的缺点。他过于崇尚实际，过份全神贯注在他那个时代的问题上。”〔5〕这从反面道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同于以往一切哲学的特点。 但是，国内一些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似乎并未对此予以足够的重视，仍然仅限于“思想世界”，只从纯哲学的角度看见马克思提出了一些前人没有提出过的范畴，如人化自然、实践等等，没有看到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服从、服务于工人阶级解放斗争的需要的，因此难以理解为什么马克思、恩格斯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著作中对物质、实践等范畴有不同的提法，他们或者只能各执一词（“物质本体论”和“实践本体论”），或者说马克思和恩格斯有分歧，或者说经典作家在某些问题上“没有讲清楚”。或者虽然也讲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批判的哲学而不是纯理论的抽象思辨，但由于没有找到马克思对现实社会哲学批判的“切入面”，故而对实践、批判、革命等命题也只能停留在纯哲学的“思想世界”泛泛而谈。 笔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批判资本主义制度的不合理性、论证共产主义制度一定要实现的哲学，因此它一身兼有批判和建设两重功能。首先是对现实社会的人的存在进行批判，现实社会人的存在是多方面的，因此批判的切入面也是多方面的。可以从人的“文化存在”切入进行批判（如西方马克思主义马尔库塞等），也可以从人的“宗教存在”切入进行批判（如费尔巴哈）。马克思是从人的经济生活状态这一人类生存最基本的层面切入进行哲学批判，从而提出“实践唯物主义”的。 二 推动马克思进行哲学研究的，不是哲学史上的理论问题，而是他在为劳苦群众进行斗争中所遇到的现实经济利益问题。 众所周知，在《莱茵报》时期，马克思曾诉诸出版自由的“精神”来批判书报检查制度，诉诸国家和法律来保护劳苦群众的经济利益。但都没有成功。他发现，在国家和法律背后有更强有力的力量决定着国家和法律。马克思后来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曾这样概括自己在这段时期的探索道路：他研究了黑格尔法哲学以后，发现“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十八世纪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称之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6 〕因此，马克思从1843年10月到巴黎以后，开始大量阅读经济学著作，钻研政治经济学。在大量的阅读和扎记写作中，马克思强烈感受到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阶级局限性，他认为，这种政治经济学是在人的经济生活层面上为剥削阶级辩护的理论，是一种“目的在于社会的不幸”的国民经济学〔7〕。他认为，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阶级局限性之所以产生，不在于经济学家的主观愿望，而在于他们自己所没有意识到的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局限性。这样，他们才会在“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源泉”和“劳动的全部产品本来属于工人”的理论前提下，得出相反结论：“劳动者应当和牛马完全一样，只得到维持他的劳动所必需的东西。”〔8〕所以，当马克思从哲学入手批判黑格尔，进而发现要批判黑格尔法哲学就必须研究政治经济学以后，他又发现，要真正批判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还必须先批判它的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因此马克思又回到了哲学批判。在这里，马克思的理论探索的道路表现为一个螺旋形上升的运动。这个螺旋形上升的运动表现在从1843年底到1845年这一两年的一系列著作中，特别明显地表现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简称《手稿》）、《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等几部时间上几乎衔接的著作中。这些著作中关于实践、人化自然等问题的论述较多，也比较突出，而几乎没有对“自然、社会、思维发展的一般规律”的论述，故尔主张“实践本体论”的学者们认为马克思这些著作中并没有“物质本体论”的思想，而是主张实践第一性或“实践本体论”。但笔者认为，马克思之所以强调实践等范畴，目的并不在提出个什么新的本体论，以在哲学史上争得一席之地，也不是单纯为了对以往的旧唯物主义哲学来一次总结和清算，而是为了从人的经济生活层面切入展开对资本主义社会和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进行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批判。由于这种哲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跟以费尔巴哈为代表的旧唯物主义和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唯心主义密切相关，所以马克思和恩格斯先是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后来是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分别对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哲学展开猛烈批判。但他们的真正目的倒不局限于哲学。换言之，假如费尔巴哈的旧唯物主义和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不是恰好成为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思想基础，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决不会以他们为靶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