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稍一回顾哲学于本世纪那种何其变幻莫测的发展历程，都不免概叹，要为下一世纪哲学的走向画一蓝图，是多么地不可思议！ 所以，我们倒不如还是把野心收小一点，仅依据从上一世纪到本世纪末社会与文化发展的大致趋势，评点一下这种趋势将会于近期内（如三、五十年）引发与强化什么哲学问题，开出何种精神文化格局，来得更实际一些。 那么，从上世纪至本世纪末社会与文化发展的大致趋势是什么呢？我个人认为，那是一个远未终结的俗世化过程。 社会的俗世化过程，与社会的近代化是同一过程。这个过程表现于文化观念上，就是以追求个人情欲为起始点。带有近代意味的哲学家，其之所以得以名垂青史，重要一点，即在于他们论证了个人自然情欲的正当性。西方如霍布斯等以追求感官快乐为人的本性（参见霍布斯《利维坦》），这种自然人性论其影响至今显而易见。中国明代末年李贽以“私心”为自然之理（参见李贽《焚书·童心说》），清初黄宗羲称“有生之初，人各自私也，人各自利也”（《明夷侍访寻·原君》），也属自然人性论。要知道，即便至明代中叶，如王阳明所说“静时念念去人欲存天理，动时念念去人欲存天理”（《传习录》上），那种道德理念还在笼罩一切。至明末清初竟冒出认可情欲与“私心”的一片呼声，这似乎很奇怪。其实不然，这正是中国社会与文化走向俗世化过程的一个开始。只要看看表现明清之际社会世情的大量艳情小说，就不难理解，思想家们观念的这种变化，正以市民社会的繁荣为背景。许多人都说《废都》模仿《金瓶梅》，都写性，写市井风情。两书面世之时间跨度那么大，为什么仍热衷于表现同一生活趣味，而且表现这种生活趣味的《废都》依然能够引发“轰动效应”？这正好说明，社会的俗世化过程，仍然在继续。 不能不承认，社会的这种俗世化过程，是社会的正常发展过程。社会一定要经历这一发展过程，在经济学方面的学理根据，不是本文讨论的范围。仅从精神层面看，近代以前占主导地位的宋明理学以道德为本位，固有理想主义的色彩。但道德的绝对崇高性与俗世功利社会的分隔与对立，实表现了贵族与平民的分隔与对立；道德理论只为少数人所先觉，是因为贵族仅占少数；道德理论的优位性，无疑又即强化少数贵族对平民的支配权。显然，近代以来道德理想的坠落和社会的俗世化过程，与贵族及其权力的下坠和平民生活及其价值的提升，是完全一致的。如果没有这一过程，就不会有我们今天的这种生活情景。今天我们看到的平民生活，也许是平庸的（没有豪言壮语装饰）、杂乱的（眼花缭乱的广告推销着真假莫辨的各种产品）、不合逻辑的（在股市里仅靠偶然机会发大财）、甚至也是不道德的（只依法律不讲良心），但是毕竟还是要比由少数贵族独揽大权、独享财富来得好许多。 所以，我们没有理由不承认，社会的俗世化过程是一种正常的发展过程。 如果说社会俗世化过程为一正常发展过程，这一发展过程迄今为止远未结束，那么，面对这一发展过程，为了完善这一发展过程，我们必须关注到一些什么问题呢？显然，我们必须关注到以下三个层面的问题： 第一，为“情欲”层面。人人本有“情欲”；“情欲”是非理性的（还没有进入社会，受到理性的框架与规整）；而且，正因为它是非理性的，还没有受到理性的框架、筛选、压缩与变形，故它是最自然——本然的，是“原来的我”；又因其为自然——本然，为“我”所原有，不容纳不选择，不可弃去的，故具有天然的合理性。近代以来思想家确认“情欲”的天然合理性，正是为了确保每个个人起码的利欲追求的正当性。这一层面的问题显而易见，不必赘言。下面我们着重讨论第二、三两个层面。 第二，为社会公共礼法与公共规范层面。 这一层面缘起于：每个个人都有情欲；每个个人带着自己的情欲进入社会，与他人发生关系，无疑需要有一套公共规则、公共礼法予以协调，加以限定；而且一定要赋予这套公共礼法、公共规则以普遍有效性，否则社会无法维系；每个个人又需认识并理智地遵从之，是为理性（含知性与德性）。这一层面容纳理性，讲求理性。 问题是，公共礼法从何而来，其普遍有效性从何确认？ 显然，现代社会的公共礼法，很少再由某个个人的意志决定，大家比较认可的、通行的做法，是借投票由机械多数判定。但是，如果公共礼法借投票由机械多数决定，那么，公共礼法再也不会与“天理”存在着内在的关联性。因为，投票人是从利益关系出发，还是从客观理则或某种正义感出发，本身就是一个问题；投票结果，是不是客观理则与正义必胜，也是个问题。赞同与否决一项公共礼法只有利益分割，不存在客观理则或正义问题，何来“天理”？公共礼法既与“天理”无关，那么，它虽然是普遍有效的，但却无绝对意义。 公共礼法既由投票的机械多数决定，同时也与人性的内在性无关。如上所说，人的自然——本然性是追求情欲的。从这种人性本身，怎么会引伸出对自己的限定性呢？恰恰相反，借机械多数确认的公共礼法，作为对个人情欲的限定，它是从外面加予个人的，所以，虽然它是理性的，却是“非我”的。 公共礼法与天理——外在客观必然性不存在内在联系，不相对应，便无“真”的意义；公共礼法与主体内在认可的应然性不存在内联系，不相应合，便无“善”的意义。公共礼法与“真”、“善”无关，它就只是一种“方便施设”。作为一种“方便施设”，它不具有崇高性。现代人以职业的眼光看待行政事务（如公务员制），正说明了公共礼法的工具性。对公共礼法的性质的这种认明，有利于打破权力中心论与权力至上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