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有关21世纪中国哲学展望的讨论中，大都指出了哲学发展的转折性机遇。但作为发展的一个条件，面对20世纪哲学的困境，应该着手些基础的工作，比如语言范式的转化，从而在基本的学术规范前提下重建中国哲学。 语言学的方法是20世纪哲学和文化讨论所使用的重要方法之一，事实上也是中国传统哲学和人文学科所倡导的方法。但是这一方法在当代学术研究中却成为一种流弊，语词概念的抽象性重于现实具体，逻辑辩证排斥实证分析。哲学研究成为“标签”的复制作业，枯燥无味地张贴于对象和主体自身。尽管我们可能不同意西方语言哲学关于语言是哲学研究的对象的观点，但是“语言学的转向”所倚重的对于哲学问题产生于研究者滥用或误用语言的批评，却是无可争议的事实。因此，在坚持学术研究中国化前提下，借用国外的语言学方法，构建学术研究的语言规范，是哲学重建的基础工作。中国传统的语言方法，在文言典辞向现代汉语言的转化后，也出现了方法的断裂。现代汉语言在语源上的复杂环境，加之激变的时代对于语词的大量需要，自然出现了一定的混乱。任何对于中国哲学和人文学科的跨世纪重建，都必须首先克服或解决这一困难。 因而在以人文学术阵地著称的《读书》杂志1995年第二期，便有了汪晖先生撰文推介威廉姆斯的关键词和文化变迁的研究，认为梳理关键词，把词汇的分析同对文化的分析密切相联系，“这种基本的取向和方法也适用我们的当下的工作”。《读书》杂志遂开栏目：“词语梳理”，就西方文化近年发展中的一些关键词，如“主体性”、“交往”等等，作一梳理。正源清流，以免误用。词语梳理，不仅是当代哲学发展的基础，也是当代文化发展和重建的基础。 20世纪是形成现代汉语语言和现代学术规范的关键世纪。近百年来，由于西方文化思潮的数次重要影响，学术语言的使用不仅吸取了原有的文言典辞，且引入了西方文化大量的规范语言。在汉语言新的语境中，原有的语言特点被打断，西方规范语言的学理使用，经文化传播成为社会观念性语言。“语言的中国化”可能是中西文化交流直接的现象层面。20世纪的人文知识分子不仅要经历如是的语言习惯过程，而且较多地扮演翻译者的角色，语言的翻译传播及“中国化”过程，使得汉语学术语言的语源分析日趋复杂。因此，所谓词语梳理便是当下合时宜的事务。 外来语词的梳理，着重于解析词语的历史生成和语意，说明起源、发展。考虑到转译过程的歧解，也应梳理转述的发生可能，进一步还要梳理各种误读和错解。实际的梳理问题在这里就是：外来观念何以在汉语通用词语上成为可能，更有如何转述为汉语文化的“关键词”。威廉姆斯通过对单一语言关键词变迁分析构绘出工业社会以来西方社会与文化变迁的行进地图，而在我们所做的工作中可以看到，词语的文化观念如何编织现代中国文化之网，20世纪中国文化的进步与发展深受外来词语关键词的影响，梳理工作应当对中国文化有着更深一层的了解和体验。 问题还不止于外来词语的梳理。就现代汉语言本身来说，20世纪中国激变的社会形态和文化事变已遗留一系列的“关键词”需要梳理。当代语境的范围扩大也加重语源的复杂性。例如，方言已成为重要的影响。事实上岭南方言在商业交往扩大的现代，不仅使用频率高，而且有不少词语直接融汇于通用的标准语言中。这些词语蕴涵着当代文化的认知信息，词语梳理在此不应视为“盲区”。 语言的生成和发展一方面是词语固化为标准用语和通用词汇；另一方面是实际使用范围的扩大而造成混乱。词语的矛盾根源是人类文化特有的矛盾，当代普遍性危机正是人类思维发展的不确定性造成的。这里，词语梳理是对标准用语的怀疑和语意的文化确定，也是对混乱词语的有序化排列。 以当代语言的混乱，书面语和口头语的冲突，书面语之中的正统规范书面语与非规范非主流的书面语的冲突便是显见的事例。从存在、主体、客体到人文精神，从本质、抽象到理论、实践等等，正统规范书面语以传统“关键词”为特征，恪守整体、大一统的传统学术规范，并力图在理论中把握语言的观念意义。非规范书面语不仅与原有汉语文体文法使用习惯不协调，而且在多处语源背景下混合语境的功能影响，以可操作、合理性规范实践语言的可能性承受，雅俗文化或精英大众文化之争，更是直指书面语和口头语的可能分歧。京都文化中的王朔语言和岭南文化中的都市语言的提倡，在某种意义上都是切合口头语在当代的可能创造性。近年不少学者主张的学术研究本土化为了营造“在场”的氛围，也出现了以口头语寻找思维基点的倾向。在这些事实中，口头语有其特殊的意味，语言使用所借助的新思维工具被情绪化和直觉化的意识所把持。王朔“我是流氓我怕谁”的表白算是这类语言行为的极品。但是，就学术规范语言的努力而言，书面语的观念性和口头语的操作性却越来越近，人们要求事物的表述应以直观可感来切合观念的具体特征。由此，在梳理能够被想象的地方又该当如何梳理呢？ “关键词”的梳理之前或之后，语言的形式还在创造性的使用，梳理工作或许就只会淡化为学院行为。语言在未被有效澄清可能的语义之前，理性化的建构和词语规范就不可能形成，更谈不上继承。20世纪的学术史已印证这一点。严格意义的社会科学继承者除了语言的借用和反复，更多地只能是概念的搞玩，三十年代前的语义可能在八、九十年代就成为某些学者的当然意思。 事实上，在语言没有达到足够混乱以前，是否有必要开展梳理工作呢？诚然这无法从价值上去断定，但至少在日常生活语言层面可以作出回答。轰动一时的电视连续剧《我爱我家》为人们提供了日常生活语言混乱的实景，一家三代所代表的不同时代的日常生活语言在同样语境下混合使用，频频而生的误会表明了现时混乱的喜剧性。在这种情况下，梳理工作会加重语言混乱的程度。日常生活语言的特点其实就是语言的混合和混乱，如是，语言的混乱其实比语言的澄清更为有效和更为人际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