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所奠定的哲学精神是一种真正现代性的哲学精神。它通过对旧唯物主义的扬弃和对德国古典唯心主义的辩证改造从而完成了对传统哲学本体论思维方式和狭义认识论思维的双重超越，使得哲学观念从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转向二元辩证统一的、以实践观为显著特征的思维方式；它使得哲学活动从单纯的对本体论及认知图式的说明解释变成“实际地改变现成事物的现状”的现实的活动并力图使哲学获得一种生存论的基本立场；它使得哲学对象从抽象的人回到现实的人；而在哲学发展的趋向上则使得哲学演变成以人类经济活动为先导、在现实的条件下以人的政治解放为表征、在历史意义上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最终目标的思想文化活动；它要求立足于现实的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的生存与人的发展以及历史与逻辑的多维度的辩证统一关系展开理性批判与理性范导，促使人与社会的健康而全面的发展。因此，从总体上说，马克思的哲学精神是一种与现代社会发展息息相关的理论思维，是贯注了对于现代社会发展和人类未来充满信念的历史唯物主义精神的人类解放学说。 回眸马克思在一百多年前所奠定的现代哲学精神，再冷静地考察西方哲学的现当代进向，我们就会发现：现当代西方哲学在拓展属人世界所面临的一系列矛盾的同时，也构成了一幅整个现当代西方文化的精神退却史。但是，在即将到来的新世纪，西方文化与哲学精神必定有一个在更加宽广的理论与文化视界内反思与重塑的过程。由此就可以看到，马克思的哲学精神对于批判现当代西方哲学并展望西方哲学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许多内在的资质。 一、合理性资质 从思想意旨上看，现代人本主义与后现代主义都是对于非理性的充分张扬，这种张扬既是对于传统哲学狭隘化的形上理性的对抗，又是对于一个不断技术化与极权化的现代工业社会主体的“单面人”境况日益加深的揭示。形上理性所确立的只能是抽象的人性，或者说是“无人身的理性”，它一方面把现实的人性要求简单地看作是“卑污的犹太人的表现形式”（马克思语）而排除于合理性之外；另一方面又将现实的人理想化地拔高从而将人性逻辑化，使得理性成为一种新的“暴政”。在现代及后现代社会，人的个性化要求面对整个可操作社会的统一秩序来说，实际上已变得越来越微不足道，几乎所有的社会合法性都是奠定在“理性化”基础上的“范式”，因而个性化的要求就需得采用一种非理性的方式以对抗这些“范式”。这么看来，现当代哲学对非理性的张扬从文化合理性上就意味着对传统哲学理性的治疗和弥补，这一工作在很大程度上使得德国古典哲学在抽象的意义上所确立的“理性即人性”的命题得到了现实意义与诗化意义的双重丰满。但是非理性主义又通过对非理性的、无意识的以及意志自由的领域的过度强调瓦解了整个哲学赖以支持的理想主义传统，并且走向了反理性主义极端；而且，从社会效果上看，非理性主义又是对现代西方社会流行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种族主义以及无政府主义、个人主义等等思想的更进一步的理论支持，对社会邪恶思想的盛行也产生了某种推波助澜的效应。 无疑，非理性主义走入了新的人性误区。按照马克思的哲学精神，仅仅只从个人的角度去看待人性的思路同样是一种抽象的人性观，它无意于解决现实的人的问题。人性的本质在于承诺了社会性并由此内涵着个人性的全体自由性，这是思维与行动的双重规定性。缺乏社会性前提的人性境遇的诉求就如同马克思批判克利盖的是一种“荒诞的伤感主义的梦呓”，从思想内容上不过是对于旧唯物主义浪漫精神的复归，根本谈不上社会批判和改造作用；强调个人性的同时，实际上牺牲的是整个社会的伦理规范，这对于解决一些实质性的社会政治问题是有害无益的。对于技术社会也不能采取简单的拒绝和对抗态度，马克思本人曾反复强调：科学是促进现代社会发展的巨大的进步力量，它必然是理性因而也是人性的肯定性力量。技术化和工业化社会的根本问题仍然是人的问题。技术是双面刃，而刀把却在人手里，人应当学会使用和控制技术，受其益而避其害。 现代西方哲学崇尚人的现实价值，促使哲学转向于“人”。但这其实只是作为“此在”意义上的即单个的人而不是作为社会性与自然性相统一的实践活动中的人，正因为如此，这是一种势必受到自我消解的虚假的主体主义：“人的死亡”其实然意旨在于那失却了人性的神圣性与整体性的虚假个体的无意义的存在。现当代西方哲学从人本主义向后现代主义的转向则进一步抽掉了人性的神圣性；动摇了哲学事业的合法性与崇高性。与此同时，后现代主义所提出的问题和哲学的现实境遇又表明哲学向新的合理性的回复仍困难重重。后现代主义是当代西方社会难以挥去而又必得挥去的世纪末情绪。很明显，如果不在思想深处凭借马克思的理性之炬，这一迷津是很难走出的。 二、思维资质 在思维方式上，整个现代西方哲学有一个共同点即对于传统西方哲学二元对立思维方式的大力破除，比如科学主义思潮对事实与逻辑之外的价值与意义追问的拒斥；存在哲学对于现实活动之外的人的虚假与先验本质的质疑；现象学运动对一切独断判断的“悬置”；西方马克思主义对传统哲学唯物与唯心对立思维的超越。所谓二元对立，实际上是两种抽象概念的对立，因此仅仅是纯粹思维的对立而不是现实活动的矛盾。在二元对立思维的背后，仍是那种传统哲学所特有的本体论的思维方式。本体论思维考虑的只是自我解释的封闭性与自由性，很少考虑它在现实以及历史发展中的实然性，正因为如此，它与现实世界、与日常生活世界、与历史本身的运动变化无关。很明显，本体论思维方式所造成的最大对立乃是思想与现实之间的二元对立。因此，一旦破除二元对立，就意味着哲学家们的工作态度和方式的根本性转变。现代哲学家们大都放弃了以体系构建为已任的“宏伟”式方法，自觉地从现实生活出发思考问题，努力寻求哲学在面对日常生活世界的真实价值，这就使得诸如生活世界、交往、主体间性、价值论等被传统哲学所忽视的问题凸现出来，获得一定的哲学阐释。而且，这一转变在一定意义上也使哲学活动变成了富于生活意味的文化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