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理性的事业，哲学的发展进程也有着紧密相扣的逻辑环节。诚然，哲学发展的逻辑环节不象在科学中那样严整，但在它发展的问题逻辑中，以问题形式出现的逻辑往往更加意味深长。这些问题是如此重要，以至在以后的哲学发展过程中，哲学家总是不仅要常常提到，而且要反复咀嚼它们。 美国新实在论哲学家R.B.培里提出的“自我中心困境”，就是哲学发展进程中的这样一个重要问题。它不仅已经在现代西方哲学中产生了广泛而持久的影响，而且还将在哲学的未来发展中显示出更为重要的理论意义。 一、“自我中心困境”问题的逻辑成因 自从人类理性触及外部世界的整体存在，它就在穷根究底地追索世界的本源。 在人类的初蒙时期，未加审视的人类理性非常自信地面对外部世界，开始轻而易举地给出关于存在是什么的简单答案。在中西哲学史上，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基本事物“金”、“木”、“水”、“火”、“土”、“气”等首先成了思辩中的万物始基。 关于世界的日常观点，正象日常生活那样清纯、自然。它朴素地认定：客体是以其本来面目直接呈现在意识之前的，在认识主体和外部世界之间不存在其它任何必须加以考虑的东西。由于客体似乎直接进入了主体的意识之中，所以事物毫无疑问就是它们在意识中所表现的那样。事物在意识之光的照耀下，就象常识世界中的物体在阳光的照耀下一样；人们意识中的世界，恰如太阳下的现实世界。 当人类认识的能力还不足以发现自身的谬误时，这种日常观点是不会引起任何怀疑的。只有当认识的可错性被发现之后，当个人在观察上的易谬性和从感觉到意识的复杂性被发现之后，人们才会把注意力投向主体与客体之间，投向主体和客体的复杂认识关系。 在主体和客体的复杂认识关系中，哲学家们发现了一个观念的世界。这样，人们便从朴素的一元论进到了复杂的二元论。意识不是直接照亮外部事物之光，而只是一张感光胶片，一方画布，或一块“白板”。外部事物本身并不能为主体所直接知觉，它们只能感应在“底片”上；人们通过“感光胶片”所感觉到的，仅仅是外部事物的图象。心所能感知的只是自己的观念或状态，它绝不能直接感知外部事物。 以笛卡尔和洛克为代表的这种二元论，标志着认识论领域人类自我发现的一个重要阶段。它不仅成功地解释了认识的可错性，而且揭开了主客体关系的基本层面。但其二元论的描述方式，却又使它必然陷入矛盾的境地。 由于观念出现时的有序性不能从其所在的心得到解释，由于胶片要感光必得首先有光存在，这种二元论自然而然地断定人心之外有一个客观的事物世界。人们心中的观念正是由这些外在的事物引起，并多少与其相类似的。但是，由于断言这个外部世界不能为主体所直接感知，由于主体所能经验到的唯一世界是观念的内在世界，人们便陷入了难以超拔的理论困境：只能感知自己心中的观念而不能直接感知外部事物的主体，怎样知道一个存在于心之外的事物世界？从而怎样论证自己观点（它断言了外部世界的客观存在）的正确性？ 在这样一种处境中，一条十分自然的思路便是索性走出令人难堪的二元论，把外部世界彻底抛开，而满足于一个世界，即只存在心灵和它的种种状态的观念世界。这就是被称作“主观唯心主义”的观点。这种观点在贝克莱那里得到了充分的展开。 贝克莱提出一个让人类理性尴尬不已，同时又足以自慰的命题：“存在就是被感知”。他的论述很轻松：人类知识的对象是各种观念，由于这些观念中有一些是一同出现的，我们就用一个名称来标记它们，并因而就认为它们是一个东西。因此，物事实上就是“观念的集合”。观念不能离开心灵而存在，只存在于“心灵”或“自我”中，只存在于自我或心灵的感知中。一个观念的存在，就在于被感知。构成大宇宙的一切物体，在心灵以外都没有任何存在；它们的存在就是被感知或被知道；当我们尽力设想外物的存在时，我们仍然只不过是在设想我们自己的观念而已。 贝克莱的极端观点，在人类思想史上造成了一种十分有趣的现象：它的确曾被一代又一代的哲学家所接受，但却是带着厌恶与愤恨的心情接受的！人们接受它，是因为意识到它对人类认识主观性的研究是哲学发展的一个重要逻辑环节；人们厌恨它，是因为它把人类生存最重要、也是不可或缺的基本信念之一——关于外部世界客观存在的本能信念——给一笔勾销了。 在没有充分根据的情况下，人们的基本信念是不能一笔勾销的。但是从哲学发展的逻辑进程看，贝克莱又以一种看上去十分荒谬的形式提出了一个人们不能回避的问题：既然主体不能离开意识来思议客体，那人们又怎么能思议那即为主体所认识，又不依赖于这种认识而独立存在的事物？怎么能否定存在就是被感知？——这是哲学的逻辑发展所面临的一个不能不解决的问题。 哲学思想往往同时包含着真理和谬误，而同一思想中真理和谬误的不断较量似乎正是人类思想发展的重要方式甚至必经阶段之一。由于其在哲学发展进程中所处的逻辑地位，贝克莱的观点注定要产生深远的影响；而其中深藏的谬误也正是在这一思想的进一步展开中被抖露出来。 贝克莱认为外部世界就是我们的感觉，休谟把我的感觉之外是否有什么东西存在的问题取消了。在贝克莱和休谟的基础上，康德通过物自体这一概念以退回到二元论的方式极大地强化了认识的主观性。他不仅对世界，而且对认识者都持二元论的看法，认为自我既是超验的，又是经验的。超验的自我把规律赋予自然界，经验事物只是它的各种状态。这样就不仅把自然界的事实，而且把其规律也纳入了主体之中。康德以后的哲学则使这种主观性趋向极端，它们摈弃了物自体的信念，而完全接受了康德赋予自我的那种立法权。最后在黑格尔理性主义极端发展所必然引进的反判思潮中，导致一种似乎相互矛盾的发展趋向：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对传统形而上学的全面拒斥，以及对主观唯心主义的理性批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