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日本学者薮野佑三的“隔断模式”和美国学者亨廷顿的“冲突理论”，是值得重视的两种既相区别又相联系的现代化理论。前者否认了视早发型国家为理想类型的西方神话，但未能有效地解决后发型国家的现代化理论建构问题。后者意识到诸发展目标之间全面和谐的观点是错误的，但也未能真正地走出发展选择的困局。对于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而言，早发型国家究竟是理想类型还是参照坐标，诸发展目标之间究竟是全面和谐还是彼此冲突，这些都亟待从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角度予以解决。因此，对这两种现代化理论进行探讨，将有助于正在创建中的现代化研究中国学派开阔视野，从问题中找到出路，推动中华民族的现代化历史进程。 本世纪下半叶以来，在西方的现代化理论研究和后发型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普遍存在着两个近乎神圣的信条：其一是，早发型国家（特别是美国）被视作理想类型，人们认为只要后发型国家模仿、追赶它们，就能实现现代化；其二是，人们以为，现代化的各个发展目标是全面和谐的，抓住一个，便能象火车头那样牵一发而动全身。日本学者薮野佑三将前者称之为“连续模式”，美国学者亨廷顿将后者称之为“相容性假说”。两位学者认为，如上两个信条虽然在50、60年代风行一时，但在70年代，前者受到了“隔断模式”的冲击，后者则受到“冲突理论”的挑战。现在看来，“隔断模式”和“冲突理论”，都只提出了问题，但并未给予真正的解决；不过，他们把现实中凸现出来的尖锐问题摄入理论的视野，对于我们来说，无论是从中国现代化的进程来看，还是从创建现代化研究的中国学派来看，都有启发意义，值得深入思考。 隔断模式：西方神话的解构 60年代是现代化研究的黄金时期，现代化理论几乎在整个社会科学中取得进展。经济发展问题专家希施曼曾指出，此时各个领域的现代化理论从方法和研究对象看，都出现了一种奇异的统一现象。但就在60年代，现代化研究的主将之一阿普特却意味深长地说：现代化理论已经过时。在薮野佑三看来，希施曼的“统一说”和阿普特的“过时说”并不矛盾，因为60年代的现代化研究确实统一于“连续模式”这一历史观，而要过时的也正是它，原因在于到70年代，“连续模式”已开始转向“隔断模式”。 《现代化理论的今天》是薮野佑三所著《现代化理论的方法论问题》一书中的第五章。〔1〕在这一章中，他对60、70 年代两个时期的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所作的比较，目的就在于揭示现代化研究从连续模式到隔断模式的具体转向情形。 关于60年代的情形，薮野佑三认为其基调是连续模式。经济学坚持数量方法，核心范畴是“起飞”，著名的罗斯托理论的精髓便是将由传统社会向大众消费社会的转变过程放在历史发展的连续轴线上；社会学坚持结构功能主义方法，核心范畴是“分化”，分化是现代化的要求和体现，分化所产生的各种摩擦将会由更大的分化力加以中和——这也是一幅连续的图式；政治学坚持以生物体的自我增殖为原理的系统论方法，核心范畴是“动员”，伊斯顿便将布须曼社会（南非）和美国社会都设定在政治体系的连续线上，而自我增殖原理本身则保证了这一政治现代化理论的“连续模式”。透过薮野佑三的如上分析，我们不难看到：所谓“连续”，质言之就是将传统与现代置于同一条历史轴线上，断定现代社会是传统社会的必然归宿；而这里的“现代社会”，指的是西方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它们是后发型国家的模仿对象和追赶目标，甚至被视作人类整个现代化进程中的理想类型；由于当时研究现代化理论的学者基本上来自发达国家，因此薮野佑三称之为“连续模式”的研究方法及其成果，具有鲜明的西方中心论色彩。为整个人类的现代化进程建构一个西方神话，显然成了60年代现代化研究不懈奋斗的目标。 在70年代，连续模式是怎样走向隔断模式的呢？薮野佑三从外因与内因两方面作了分析。作为转变的外因，越南战争、美元危机、石油冲击等一系列事件宣告了“美国世纪”的结束，促使人们从仅仅关心“传统社会的现代化过程”，开始转向注意分析“发达社会的病理现象”，这标志着现代化研究从连续模式向隔断模式的转变。作为转变的内因，则由于建立在“连续模式”基础上的理论遇到了现实的挑战，无法在实践中自圆其说，如实际上的经济增长未必都是积极的连续状态，事实上的功能分化往往产生否认连续模式的“逆功能”，指向现代化目标的人口移动和资源分配之类的动员也并未得到很好的运作，它们对处于连续模式之中的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提出了走向隔断模式的新要求。 至于70年代隔断模式的情形，薮野佑三指出：在方法论上表现为经济学转向依附论等、社会学转向行为理论等、政治学转向多元论与集团主义；如果说对落后与先进的历时性的理解是连续模式的基石，那么对落后与先进的共时性理解则是隔断模式的关键；相比而言，经济现代化的理论比社会与政治方面的现代化理论有着深刻的转变。薮野佑三以经济学中的“依附论”和“中心/边缘理论”为例，对此作了说明。 这一理论指出：“发展中国家有以下两个理由可以证明它们的落后不仅仅是时间上的落后。一是已经没有一个理想的目标（因为发达国家也有新的问题产生），二是它们的现代化面临着结构性的困难。因此，就有必要创造一些新的理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