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人的问题研究的一个基本特点，就是其研究进程始终紧随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的发展，并反作用于社会实践。因而，我们应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社会实践出发，来考察和反思我国人的问题研究得以泛起的历史背景及其演变的内在逻辑，从中进一步弄清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与人的发展内在联系，同时对我国人的问题研究加以清理和总结。 一、“伤痕文学”的崛起及哲学回应（1977￣1980） 哲学离现实最远，它通过诸多中间环节干预现实，而现实也通过诸多中间环节影响哲学。其中最主要的中间环节，是文学和人学。可用下图表示： 现实文学人学哲学 因为现实的东西首先是以形象（感性）思维的形态反映在文学作品里，人们也往往首先以文学形式对现实的东西进行描述和诉说，表达对人生体验的感悟，况且文学作品易被平民揭示人性；因此，文学所表现出的倾向必然影响作为抽象（理性）思维形态的哲学，引起哲学上的回应，而哲学既要以理性的形式分析综合文学所提供人生事实，又要提供一种人性理论（人性观念框架）来影响文学， 为文学提供理论基础从而以此干预现实。国外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之所以能获奖，既在于他们能反映现实中活生生的人生，又能体现出一种哲学上的人性理论。西方一些哲学家之所以能写出具有历史影响的传世之作，既在于他们能提供一种影响文学进而影响现实的理论，又在于能对文学所提供的人生事实进行哲学的思考分析。在中国，现实、文学、人学、哲学也具有这种内在联系。不过有时是自觉的，有时是不自觉的。 “文革”以后，人们所思考的事实，首先是“文革”十年那非人性的现实。思考成果，是从1977至1980年发表一批被称之为“伤痕文学”的作品。其主要代表作有：刘心武的《班主任》，戴厚英的《人啊！人》，叶辛的《蹉跎岁月》，郑义的《枫》，陈建功的《萱草的眼泪》，蒋子龙的《赤橙黄绿青蓝紫》，卢新华的《伤痕》等。这些作品反映出一种共同的倾向，就是通过描述和诉说“文革”对人性的践踏及对人的精神伤害，通过谴责“文革”那人性沉沦的现实，来重新恢复人性和人道主认，恢复和确立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地位。这种倾向显然具有两个基本特征：以人性沉沦为主题，来表现作家的人道主义价值观；文学作品的描述较多具有道义和情感评价色彩，缺乏哲学上的理性思考。 文学作品表现出的这种倾向，在意识形态领域引起了强烈反应，首先是哲学上的回应。“伤痕文学”涉及的主题，是人性和人道主义。它给哲学提出这样一些深层次的问题：什么是人性？有没有共同的人性？人性和阶级性是什么关系？社会主义社会是否应该弘扬人道主义？人性、异化、人道主义三者是什么关系？马克思主义和人道主义是什么关系？等等。现实和文学提出问题，哲学必须作出答复和回应。这种回应具体表现在：开始注重“伤痕文学”所揭露的事实，集中讨论人性、异化、人道主义及人的自我价值问题；运用人性、异化和人道主义的思想工具反思“文革”现实，总结我国历史经验教训；开始反思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同人性、异化和人道主义的关系；力图为解决“伤痕文学”作前导，促发了1980年哲学界关于人性、异化和人道主义的关系；力图为解决“伤痕文学”所提出的问题提供理论基础。这样，“伤痕文学”崛起的哲学意义就在于：由1977至1980年的“伤痕文学”作前导，促发了1980年哲学界关于人性、异化和人道主义的全国大讨论，使哲学在对现实的反思中提出和重视人的问题（当然，这场讨论还有其它背景）。这场讨论持续到1984年（以胡乔木发表讲话式论文《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为标界）。 二、人性、异化和人道主义（1980—1984） 人1980年开始的关于人性、异化和人道主义的全国大讨论，主要是围绕以下几个重大问题展开的。 1.人性、阶级性和共同人性 哲学界重视人的问题，当时首先表现在集中注意人性问题，把人性论作为反思我国“文革”现实和历史经验教训的理论工具。有些学者的反思和总结，主要是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的：人性是人之所以成其为人而具有的基本属性在“文革”时期，人性受到了践踏，由此阻碍了社会发展；建国以来，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之所以出现一些曲折，甚至犯“文化大革命”这样大的错误，一个根本原因，就是指导我们思想和行动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没有完全反映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忽略人的问题；拨乱反正，正本清源，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恢复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地位，确立人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地位；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核心和目的，马克思主义把人类社会历史看作是人性异化和人性复归的历史，历史唯物主义就是关于人性形成、丧失和复归的规律和条件的科学；因此，任何轻视人、不尊重人和不关心人的做法都是必须克服的。 运用人性论反思现实，总结经验教训，使一些同志把批评矛头直接对准将人性等于阶级性并过分强调人的阶级性的观点。有一种观点认为，在阶级社会，人性就是阶级性，没有共同人性可言。这种观点过于注重人和人之间的阶级关系，因而主张用阶级分析来处理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不言而喻，这一观点实质上成为“文革”时期把阶级斗争扩大化的理论基础。针对这种倾向，有些学者重新对人性加以理解，指出人性是人之所以共有的，既然如此，就没有阶级性可言；阶级性是阶级的属性，人性是人作为人的属性，人不同于阶级，人性不同于阶级性。 这种针锋相对的观点，引出了人性和阶级性的关系，人性、人的社会性和阶级性的关系，以及阶级性和共同人性的关系的颇多争论。在人性和阶级性的关系这一重要问题上，争论的焦点在于能否把人性等于阶级性，实质在于如何看待我国 现实社会中人和人的关系主要看作阶级关系，人是作为阶级成员参与一定阶级的，人和人之间没有共同人性可言，因而人的地位取决于该阶级的地位。认为人性不同于阶级性的同志，把现实社会中人和人的关系看作非阶级关系，人是作为人参与社会生活的，因而人在社会中应受到尊重，那种只强调阶级性而践踏人性的做法是非人道主义的。在人性、人的社会性和阶级性的关系问题上，争论的焦点在于如何看待人性的社会性。认为人性就是阶级性的同志强调，人性的本质在于人的社会性，而人的社会性只表现为阶级性。认为人性不同于阶级性的同志指出，人的社会性是人性之一，而不是人性的全部，人的社会性一定意义上表现为阶级性，但不完全等同于阶级性，因为人的社会性是多方面的。在阶级和共同人性的关系问题上，争论的焦点在于阶级社会中是否存在“共同人性”，争论的实质在于，在阶级社会，是否可以把人道主义作为一条基本原则确立下来。认为人性就是阶级性的同志根本否认有共同人性，因而否认阶级社会中不同阶级的人之间存在什么人道主义，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只能采取阶级分析。认为人性不同于阶级性的同志指出，不同阶级的人之间存在着共同人性，因而一定意义上可以用人道主义原则来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只对人和人的关系采取阶级分析是片面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