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民国政府首都南京爆发了一起影响较大的拾魂巫术恐慌。它是由多种因素合力促成的，造成了极大的社会危害。这种恐慌属于谣言与迷信的结合体，可称之为谣言迷信。分析这次恐慌爆发的因缘、传播的特点、造成的危害以及时人采取的措施，揭示谣言迷信的真相，对当今社会发展进步具有明显的借鉴意义。（注：据《齐鲁晚报》载，2002年的济南即上演了一场类似的谣言迷信：“昨天夜里，省城南部地区和市区鞭炮连天响，赛过除夕夜。而事情的起因是一些市民和村民接到电话。说是附近的天齐庙和四门塔倒塌，需要放鞭炮辟邪。而这些话今天被证实纯粹是谣言。”传言人认为，四门塔倒塌则“鬼魔会乱窜，会附体或到家中作乱，要告诉亲朋好友，放几挂鞭炮或者在家门上拴上红绫，方可辟邪”。这些谣言迷信借助于现代化的手段如电话等，一夜之间迅猛传开，在省城南部地区以及长清、济南南郊等多个地方造成了极坏的影响。（记者温涛、实习生方方：《谣言闹得城南彻夜响鞭炮》，《齐鲁晚报》，2002年2月26日。）） 一、南京拾魂恐慌始末 1928年3月底至4月中旬，南京市发生了一起影响较大的拾魂巫术恐慌。据《民国日报》及《申报》记载，当时“十岁上下小孩，多于膀上缠一红布，上书种种不经之语，询之市民，多谓中山陵墓瞬届成功，亟需小孩灵魂定奠基事”（注：《南京市教局力辟荒谬》，《民国日报》，1928年4月6日，另，1928年4月7日，《申报》以《宁市教育局力辟小孩缠布荒谬》为题进行了与《民国日报》全文相同的报道。）。此迷信借助于谣言，不胫而走，越传越广，“一人唱之，众人和之，不久就传遍了全城。虽稍有知识的人也不免为之摇惑，于是因恐怖之心，遂一变为之信仰”，很快变成社会恐慌在南京扩散开来。 后来，随着谣言迷信的不断流传，这种恐慌越来越具象化，不但传有拾魂之谣言，而且以讹传讹，捕风捉影，又杜撰出某地某人真有拾魂之事发生的谣言，“谓南京近潜伏许多暗施邪术之妖妇，无论成年人及幼童，被此辈妖妇抚摩其身，或以手遥指，或呼叫其名，则魂即被其摄去，连日民间自行拘获者颇多，皆系贫苦老妇”。这样，拾魂一事不仅有了说法，而且有了所谓的成法，于是便堂而皇之地煞有其事起来，以致一段时间内，街头巷尾，“男女老少，莫不哄传此事，谓某处捉获几人，某处有几人被害”。 在拾魂恐慌笼罩下，不但“人人俱有戒心，极呈恐怖不安状态，凡非至亲好友，即不敢与接谈”，而且人们歪曲的疑心还进一步诉诸激烈行动。平日里那些稍有异行的人被不由分说地认为是拾魂者，并因此遭到殴打甚至拘禁。这样，在拾魂恐慌的搅动下，南京风雨满城，人人自危；而且，此次恐慌很快流播出南京之外，在上海、镇江、苏州、无锡、常熟、淮安等地市迅速蔓延。南方的《申报》《民国日报》、北方的《顺天时报》等当时较大的媒体都对其做了相关报道，影响及于全国。（注：参见江绍原著，陈泳超整理：《迷信与民俗》，北京出版社2003年版，第79-82页。） 无独有偶，此前1916年浙江杭州一次查学龄也引起了同样的拾魂谣言，“儿童七岁至十四，开列年月日和时。年月日和时，不管男和女，招去魂灵抱木桩，镇压钱塘江上水。钱塘江上起风潮，铁路通过铺铁桥，沉下木桩随水泛，不是魂灵抱不牢”（注：江绍原著，陈泳超整理：《迷信与民俗》，第78页。）。 事实上，这样的巫术恐慌在历史上并不鲜见。被评为李文森中国研究最佳著作奖的《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全书就是围绕着此类迷信展开叙述的。在此书中，一件子虚乌有的叫魂谣言迷信如燎原之火，很快蔓延到江苏、山东等十二个省份，牵连人口达两亿之多，“从农夫的茅舍到帝王的官邸均受波及”（注：［美］孔飞力著，陈兼、刘昶译：《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1页。）。 孔飞力所讲述的叫魂一事因引起的影响较大而被广泛关注。类似范围较小的恐慌在历史上比比皆是。如1877年，扬州发生了一起所谓打印妖术的恐慌，据称“匪党在人身上不拘何处，连打三笔管圈，自能透人皮肤，作紫黑色，如火烙印，然其人越三日即无疾而死”。此事传开后，“合城惊惧，互相备戒”（注：《打印妖术》，《申报》，1919年5月21日。）。再如1915年，有人在上海城内外挨户分发传单，说“旧历本年三月初四天黑，佛山地方有雷击一女，越二时，该女复苏声称有神谕，云近因世人作孽，因此天降瘟疫，若能改恶从善，香花礼拜三天，可免此灾，如将此传单抄传，可免一身一家并一方之灾”。（注：《揭破妖言惑众之奸谋》，《申报》，1915年8月22日。）此谣言幸被地方政府及时察觉而将其消于未萌。 二、南京拾魂恐慌爆发的因缘 正所谓“没有火，焉有烟”，无论是南京拾魂恐慌还是其他类似恐慌的发生都有一定的因缘。这可以从事件发生的背景及我国固有的灵魂观念中寻得答案。事件背景为恐慌的展开提供了一定的历史舞台，而灵魂观念则为我们认识这类恐慌提供了所谓“迷信学原理”上的解释。 首先，1928年4月左右，规模浩大的中山陵墓即将竣工。由于孙中山的巨大威望及在社会上产生的崇拜心理，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无疑都引起了社会各方面的广泛瞩目。这在我国人殉、陪葬等祭祀制度极为发达的历史背景下，中山陵墓的修建很容易使人与这些祭祀制度附会联系起来，从而部分地把人们关注的目光引向了邪途。 恰好在此时，南京市教育局在全市范围调查6至12岁学龄儿童的人数，以此拟定办学校、请教师、预算经费的规模。就是这样一件本为平常的调查，却成为此次恐慌的导火索。一些市民将这个调查和固有的灵魂迷信结合起来，说“紫金山孙总理的陵墓还没有合了拢来，听说要一百六十童男和一百六十童女的生魂，方可以完工。现在各学校里调查学生的年龄，要把生日时辰开了上去，原来正是这项工作”；而且他们还煞有其事地认为“隔壁的阿囡不是前天被一个不相识的人叫了魂去，死在家里”（注：《首都儿童之灵魂恐慌》，《申报》1928年4月19日。）。于是，无知与轻信使得此事越传越神乎其神。正如孔飞力所言，“说到底，又有谁见过有人因叫魂的缘故而生病或死去呢？恰恰相反，倒是人们的轻信已经扰乱了民间的秩序……但是，要真正将妖术的恐惧从民众的记忆里驱除出去，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注：［美］孔飞力著，陈兼、刘昶译：《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第1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