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经济伦理学的发展史一如市场经济的发展史一样长久。在经济学内部，西方古典经济学开创者亚当·斯密、社会经济学始祖西斯蒙第、经济史学家桑巴特、西斯蒙第精神的阐发者霍布森和布坎南、新制度经济学派等等，在阐发其经济学观点的同时也都给出了明确的经济伦理的立场；社会学家、伦理学家、政治学家、企业家如韦伯、罗尔斯、贝尔、富兰克林等从宗教、日常观念、政治角度讨论了经济发展的伦理基础问题。在我国，经济伦理学可算是一个新兴学科，其研究的逻辑起点、研究内容、方法和原则还都处在初级阶段的讨论之中。如何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密切结合我国的经济现象与经济生活，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经济伦理学，既具有理论意义，又有现实价值。 经济伦理学的前提批判 在理论定位上，经济伦理学属于应用伦理学范畴。经济伦理学作为应用伦理学的重要领域，其产生与发展起自于人类活动领域的结构性变迁以及人类伦理致思范式的转变。结构性变迁直接表现为由先前的领域合一到领域分离，亦即由传统社会的政治整合一切向经济、政治、文化相对分离转化；由公共与私人领域的混合形态向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相对分离转化。由此决定人类在生产、交往与生活诸活动领域中的整合方式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整合规则也愈来愈领域化，试图构建一种适合于所有领域的规则变得相当困难。经济领域尽管受着政治的、文化的制约，但毕竟有其相对独立的活动边界，发见、发掘、运作这些现实、可能的规则就成了经济伦理学的首要任务。而要完成这一任务，必须实现人类伦理致思方式的转变。 这将在三个向度上来完成。一是执政者的伦理思维方式的转变，约束经济行为的方式至少有三种：1、来自于经济主体追求收益最大化的经济依赖性，也就是亚当·斯密的无形之手；2、来自于经济组织信用资质的社会化安排；3、来自于行政组织的制度约束。如何运用起自于良心、中介于信用（舆论监督）、威慑于制度惩戒的伦理道德调节经济利益关系，成为执政者必须考虑的问题。二是人们日常观念层面的伦理思维方式的转变，基于正当权利之上的公平观与伦理观正在形成。三是研究者的伦理思维方式的转变。对我们来说，这种转变是双重的：在何种意义上行为、问题、规则是伦理的和伦理性的；经济活动以及与伦理密切相关的活动的伦理性与伦理规则如何可能的问题。简言之，要把原本是伦理问题的行为还原为伦理学的研究对象；要把不是典型的传统伦理学研究对象的经济伦理作为伦理学的重要领域确立下来。 经济伦理学的研究现状及其问题 我国经济伦理学研究发轫于20世纪80年代初。迄今为止，这一研究在两个方向上展开：一是介绍和研究西方经济伦理学的经验与成果；二是关于经济与伦理关系的讨论。在研究视角上主要有两种：一是从伦理学角度看经济行为，这主要是伦理学研究者看待经济行为的背景、立场和角度。在某种程度上，这种研究在推进和拓展传统伦理学研究上做出了努力，理论和实践意义是不容否认的。但其缺陷在于有用传统伦理学的理念、范畴和话语整合甚至剪裁经济行为的痕迹，其路径是由外向内的，站在门外言说门内的事情。二是从经济学立场看待经济行为的伦理性，其主要原因可能受到西方经济学特别是人本主义经济学思想的影响。客观地说，我国经济伦理学研究落后于研究对象的发展水平，我们远没有认识到全球化背景下经济行为的广泛性、复杂性和长期性，经济伦理学有责任对此做出努力。在学理的层面上，我们首先必须确立经济伦理学研究的视角，这就是由两个角度构成的静态视角和由三个环节构成的动态视角。前者表现为：经济活动（行为）的伦理性，如交易行为的公平性、经济政策与制度的正义性、资源分配的合理性；经济活动的伦理基础，亦即伦理道德在经济活动中的独特作用。后者表现为：作为经济活动前提的伦理、作为经济活动过程的伦理和作为经济活动结果的伦理。以上两点共同决定了经济伦理学的研究内容与领域。 经济伦理学该研究什么 要推进经济伦理学的发展，就必须弄清它到底该研究什么。也就是首先必须弄清经济行为的结构，然后再把静态的、分离的部分和要素还原为动态的、历史的、系统的社会现象。基于此种考虑，可以把经济行为分为典型的经济行为，包括生产行为、交易行为和服务行为；非典型的经济行为，包括生产、交易和服务的制度性安排、组织以及个人的消费行为。经济伦理学的终极目的是要解决公共资源的分配问题，包括代内分配和代际分配两个方面，这实际上是经济行为的伦理性问题；经济伦理学的核心问题是公正地分配资源何以可能的问题，也就是规则问题，实际上这是经济行为的伦理基础问题。我们必须在终极目的之下、在核心问题之中讨论经济伦理学问题。①谁的经济行为问题。这是解决经济行为之伦理责任的归属问题，也就是谁该对谁负责。从经济主体看有个体的经济行为、组织的经济行为，而组织的经济行为又分为经济组织的经济行为和政府组织的经济行为。从担负责任的向度上看，有经济主体对消费者的伦理责任，具体表现为产品与服务质量、广告信息真实性等问题。②代际伦理问题。代际伦理乃是一种面对未来生活提出的一种伦理诉求。无论从共时性结构还是从历时性结构看，任何个人和组织都不能把自己视为唯一的价值主体，而只是诸多价值主体中的一个。惟其如此，它们都不能把自己的利益以及需要的满足视为唯一的价值根据和标准。工业化以来，在一定程度上，追求利益最大化和需要满足最大化不仅是个人与组织的直接目的，而且成为公共政策的价值目标。在这种动因和政策引导下，自然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开发和破坏，留给下一代的是财富、遗产还是荒凉、灾难，值得考虑，尤其应该成为公共政策制定的一个重要的价值维度。③经济伦理的公共伦理形态。经济伦理的范围并不限于经济行为本身的伦理性和伦理问题，更牵涉到引导经济行为发展方向的公共政策和制度的伦理问题。例如，允许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乃是一种公共政策和制度安排，但如果不对因政策和制度性优势与缺陷造成的贫富差距进行制度性限制，后果是不言而喻的。是把最大差别原则还是把最小差别原则作为公共政策制定与制度安排的价值原则，直接决定着稀缺性的自然资源、可配置性的社会资源的分配方式和分配结果。公共伦理形态之经济伦理的另一个重要问题就是价格的伦理问题，这在以往的经济伦理研究中从未被重视过，即使在西方主流形态的经济学中，价格问题也始终被作为一个无需省察的问题而确立下来，仅把供求关系视为一个基本的经济规律加以对待。其实，价格问题在经济伦理中乃是基础性的也是影响最为广泛的问题。价格背后更为深层的伦理问题是处于交易背景之弱势地位群体的权利和地位问题，形式上正义的交易行为并非意味着实质上的正义。④市场经济的伦理批判。市场经济从其肇始、演变、发展，至今已有近250年的历史，时至今日，市场经济已不再是纯粹的经济结构、经济活动、经济制度，而变成了一个完整的社会运动和社会结构。市场经济曾使许多人产生类似于商品拜物教那样的幻象：它是万能的，它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市场经济在其发轫初期所需要的条件现已变成了可怕的后果：作为动力的占有欲望、消费欲望、显现欲望被前所未有地激发起来，人们似乎无需对需要与消费的合理基础与边界进行批判与反思；作为其手段的科学技术被创造出来，而它一经被确立起来便开始依照自己的发展逻辑走它自己的路，与价值理性成为显形悖论；作为其环境的市场化已把个人与组织带进了一个充满功利与竞争的社会市场，经济的、功利的价值成为了即使不是唯一的也是基本的价值标准，其可怕后果已日益显现。⑤消费、时尚、浪费。如何引导基于偏好之上的消费行为成为经济学的核心问题，经济学的中心任务就是为政府、组织和个人提供引导消费、刺激消费的途径。与过去强调生产指数不同，强凋消费指数已成为现世衡量经济水平的重要指标。其后果在两个方面值得研究：一是需要的合理性问题；二是生活手段的极大丰富并不意味着生活意义的极大提升，幸福感将成为经济伦理学之人性层面的重要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