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层生态学是20世纪后期兴起的环境主义理论之一，凭借其激进性给学术界和舆论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其对人类生存危机之一——生态危机的根源的追究和分析，对提高人们的环境保护意识产生过重大的作用。深层生态学依靠现代生态运动开展的大背景，从环境危机的根源分析入手，形成了自己具有特色的生态哲学，最后落脚于生态智慧，为人类的生态改善出谋划策。 “深层”这个概念很恰当地体现了深层生态学的特色和优势。深层生态学的创始人挪威哲学家阿伦·奈斯先生将深层生态学的重心放在生态智慧上，以表明自己的理论不是形而上的哲学，而是对实践具有指导意义的智慧。[1]事实上，深层生态学对生态根源的分析很深刻，具有突出的学术价值。可是其生态智慧不仅没有显著的创新，并且可行性不足。 一、关于生态危机根源的哲学分析 深层生态学把人类面临的生态危机归咎于文化危机，认为人类的价值观作为文化的核心部分是生态危机的真正根源所在，具体而言就是人类中心主义。《韦伯斯特新世界大词典》是这样定义人类中心主义的：“人类中心的(anthropocentric)：(1)把人视为宇宙的中心实体或目的；(2)按照人类价值观来考察宇宙中的所有事物。”尽管学者们对人类中心主义有诸多演义，但是其主要的内容就是这两个方面。也就是说，人类中心主义的基本内容就是在利益和价值两个方面确定人类的中心地位。深层生态学认为正是人类在这两个方面的贪婪和独裁导致了人类对自然资源的滥用和对生态环境的破坏。 应该说，深层生态学对人类生态危机根源的探索是非常有成就的，尤其是与传统的理论比如浅层生态学相比较。浅层生态学对生态危机的理解是人类面临生态危机时的第一个反映和对策。它对生态危机根源的追究不深，缺乏系统的理解，对生态现状轻描淡写，对未来有点盲目乐观，对生态危机的解决措施不力。 但是，深层生态学把人类生态危机归咎于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提出以生态中心主义取代人类中心主义，也是值得商榷的。 1.生态危机的本质是社会危机，而不是文化危机。深层生态学家们不仅通过不断的追问找到了生态危机的文化根源——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而且从文化传统中找到了重要的“证据”，即西方的基督教《圣经》赋予了人统治自然的权利以及人们长期在自然威胁下产生了控制自然的欲望膨胀。从历史的角度来说，人类中心主义是人类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可是令我们困惑的是人类中心主义已经大大弱化了，甚至在某些人心中消失了，我们的环境灾难依然深重。由于舆论传播的努力和人类素质的提高，人们不再认为人是宇宙的中心，科学发展从地心说到日心说，现在是“无心说”，没有人知道宇宙的中心在哪里。科学使人类变成了宇宙的普通成员。人类的利益和价值也不再至高无上，因为人类开始承认自然的内在价值，人类逐渐懂得自己的利益前提是环境保护。毋庸置疑，人类对环境保护的价值观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可是为什么我们的生态危机还是日益加重？惟一的解释就是导致生态危机的不仅仅是对待自然的价值观。 深层生态学将人类中心主义看作生态危机的根源，其基本逻辑是这样的：近代兴起的科学思维提出的“二元论”、“还原论”为特征的机械世界观以及科学指导下产生的大规模的工业技术及其使用，造成了对自然资源的疯狂开发和大量污染的产生，即把生态灾难根源归结于人与自然关系的不平衡、不和谐。人类借助科技的力量彻底改变了人与自然原有的和谐关系。 如果不断追问的话，我们认为人与自然关系的不和谐是生态危机的表面特征，不是根源。真正的原因在人类内部，不在人与自然之间，环境灾难是人类内部矛盾激化、对外扩张的结果。生态灾难的罪魁祸首是人，这是毫无疑问的。人是世界上最具能动性、最强大的动物、地球的厄运主要是人为的污染和环境的机械改变造成的。所以说，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是社会危机，不是文化危机。生态灾难的产生和难以控制在于人类整体在环境保护方面内部失控。有关各方都过分强调自己的利益，而不顾整体的利益。人类内部的各种争斗，政治的、军事的、经济的、宗教的争斗都立足于物质财富的争夺，都直接或间接地对环境造成了破坏。人类缺乏统一的意志、缺乏良好的协调机制和习惯使得环境成为受伤害的“第三方”。 生态危机的实质不是文化危机，因为文化作为精神现象，对社会的影响取决于对物质利益的影响。生态问题是个物质世界的问题，作为这个世界的外部原因的文化只具有间接的作用，而不可能发挥直接的、决定性的作用。深层生态学家们作为学者、诗人等文化人，都具有对自然的美好体验以及对环境破坏的夸张描写。他们的努力被限制在狭隘的范围里发挥作用，并没有对大众的环境行为构成实质性的良好影响。说到底是因为直接影响环境质量的大众最关心的是利益、他们自己的利益，可是学者们关心的却是人类整体利益和高尚的人类尊严。 2.社会内部的利益竞争机制是生态危机的真正根源。我们都知道，人口过剩是生态危机的直接根源之一。[2]人口数量越大，人所消耗的自然资源越多，难免造成对自然资源的过度利用，影响了自然资源的恢复；同时，人生活和生产中产出的垃圾也越多，自然会污染环境。人口的极度膨胀主要来源于对社会不公平秩序的抗争。回顾我们以前的人口政策，最具代表性的是毛泽东的那句话“人多了好办事”。这句话之所以在当时被接受，主要是因为长期战争的经验和国家生存环境的恶化。过去的战争使我们对人民战争的威力深信不疑，人多力量大，是我们的重要经验。不公平的国际秩序和发展中国家落后的现状，使得发展中国家只能以一种粗放经营方式对抗发达国家的盘剥。粗放经营比集约经营更不利于自然环境的开发和保护。粗放经营表现为在个人素质低和技术落后的情况下，采取“人海战术”，以“质量不高数量补”的思路推动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这样我们就明白了“越落后越生”的发展与生育逻辑。从这一点来说，深层生态学受到第三世界的广泛诘难就在情理之中了。深层生态学以“援助是手段，保护是目的”[3]处理在环境问题上的南北合作，不被发展中国家接受，主要原因是深层生态学还不明白造成发展中国家生态危机的真正原因以及他们最关心的事情。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和人民最关心的问题是在巨大的国际竞争压力下，他们如何生存而不是如何保护环境。如果没有恃强凌弱的大国的存在，发展中国家会以传统的方式过着深层生态学家们祟尚的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活。全球的环境问题绝不像深层生态学家们想象的那样“在生活水平上让发达国家降低一点，让发展中国家提高一点”那么简单。善良的愿望不能取代理性的分析，更不能取代实际问题的有效解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