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企鹅出版社分别于1970年和1979年出版《孟子》和《论语》以来，读者们一直期待着儒家传统的所谓“四书”中的后两部也能列入企鹅经典著作系列中。这两部就是众所周知的《大学》和《中庸》（这里提请读者注意，《大学》在本书中译为“The Highest Order of Cultivation”，但通常译作“The Great Learning”，而《中庸》通常译作“The Doctrine of the Mean”，而这里是“On the Practice of the Mean”）。令人欣喜的是，经过普林斯顿大学的安德鲁·普莱克斯(Andrew Plaks)教授的勤勉工作，我们的这一期待就要实现了。在本序言[1]中，我将从新的角度来审视普莱克斯教授译作中所揭示的中心主题，分析这两部儒家著作对于从事汉学研究的学者和学生的价值，并揭示其对人类思想史研究及比较哲学、比较宗教和比较文化的意义所在。 原文考证 从严格的字面意义上讲，“四书”中的两“书”，即《大学》和《中庸》，并不能称之为“书”。它们最初只是一部有关古代礼仪的文件汇编中的两节或两篇短文。该文集就是众所周知的《礼记》，在英文中有不同的译法，如“The Records on Rites”或“The Book of Rites”。《礼记》诸论文之间并没有严格的逻辑结构，其主题涉及了“综论”、“丧服”、“祭祀”和“吉庆活动”等多方面的内容。我们今天所看到的《礼记》文本大约是在公元前1世纪编纂而成的，共有49篇，而《大学》和《中庸》分别列为第42篇和第31篇。现代学者认为，在这49篇论文中，有相当一部分成文于先秦时期（即公元前221年前），余者则为秦（前221～前206年）与西汉（前206～8年）的早期之作。《大学》和《中庸》性属“综论”，对此，多数学者并无太多异议，但在它们的创作时间及原作者问题上，学界的看法差异较大。它们是如何流传下来的？是儒家大师谈话的忠实记录，还是由后人根据自己的理解所作的发挥？是出自于孔子的亲传弟子曾子（前505～前436年）和他的孙子孔伋（字子思，约前483～前402年）之手，还是由他们的门徒编纂而成？这在历史上就多有争议。司马迁（前145～前86年）在其著名的《史记》中明确指出，“子思作《中庸》”；东汉（25～220年）的贾逵（30～102年）也认为于思是《中庸》的原作者，并认为，这两篇文章是孔氏“家学”传承的主要环节。晚出的宋代（960～1279年）学者，如程颐（1033～1107年）和朱熹（1130-1200年）修正了这一看法，提出《大学》的核心学说“经”是由曾子所传承下来的孔子言论，“传”则是曾子门徒所记载的曾子的讲解，而《中庸》则是由于思成文的。自清代（1644～1911年）以来，学者们对这些所谓的定论进行了详尽的分析，并提出了有力的质疑。清代的不少学者热衷于版本校勘和考证，认为《大学》和《中庸》成文的年代不可能早于秦朝和西汉；它们是一群匿名的儒家弟子的作品，而非出自一人之手。1993年在郭店出土的竹简，其年代大约可追溯至公元前300年左右。有些学者认为，竹简的某些篇章为论证《大学》和《中庸》成文于先秦提供了一些证据，同时也印证了这样一个观点，即《大学》和《中庸》可能跟所谓的思孟学派（孟子，前382～前300年）有着紧密的联系[2]。一些学者因此甚至认为它应当是成文于子思与孟子之间的。但是，现有关于竹简的研究，还没有为确定《大学》和《中庸》的成文日期及原文作者而得出任何权威性的结论。 在确定《大学》和《中庸》成文日期及原文作者问题上所遇到的困难，对于如何理解这两部经典及其与儒家其他早期经典之间的关系有着相当大的影响。考虑到源自校勘和历史证据的不同主张，安德鲁·普莱克斯确信这两篇论文发源于战国末期并经汉代早期兴盛的多学派综合而成，并提出这两篇短文很可能成文于秦朝以后和公元前1世纪结束之前。不管它们的成文日期多么不确定，我们能确信从汉代起，《大学》和《中庸》就已经成为“礼记集成”中的重要作品，并引起儒家学者越来越多的注意。著名的学者，如郑玄（127～200年）和孔颖达（574～648年）都从事过对这两本“书”的编辑工作，并在对《礼记》的注疏中对其作了有价值的注解和评论；唐朝的韩愈（768～824年）和李翱（774～836年）认为它们代表着儒家传统中的“深刻理论”，并引用它们来解释和说明他们自己对儒家哲学的新理解。这可以说标志着它们在“儒家经典阶梯”中上升的开端。然而，严格地讲，这两篇文章在宋代之前并没有获得儒家经典中的至高无上的地位，也没有得到多数主要儒家学者的认可与特别强调。在宋代，为了对抗来自佛教与道教玄学和伦理学的挑战，新儒家的思想家们比他们的前辈对儒家的社会理想和道德理想的精神意义与超验内涵给予了更多的关注。他们赋予这两篇高度哲学化的论文以极高的价值。例如，朱熹对它们加以编辑，重新编排了《大学》的顺序，将它们确立为两本独立的“书”，与《论语》和《孟子》并列合称为“四书”并为之作注，使得《大学》和《中庸》成为了受到官方认可的儒家道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自那时起直到20世纪初，这些书成为最重要的教科书和科举考试用书，在塑造和重塑儒家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在整合和实践个体和社会生活中儒家道德规范等方面发挥了关键的作用。用译者的话说，它们“对人们的思想和心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堪与世界主要宗教传统中的任何伟大的不朽圣典相媲美”。尽管《大学》和《中庸》篇幅很小，但它们在传统的儒教国家，特别是中国、朝鲜（韩国）和日本的教育和政治结构中占据着一个主要位置。无论是从积极的意义上还是从消极的意义上说，它们都代表着儒家教育的初始形态，是开启儒家“神秘哲学”和“道德形上学”的钥匙，也是儒家社会和政治纲领的根本理念。 对于译者和出版者来说，将《大学》和《中庸》作为一个整体放在一起出版是有充分理由的。在历史上，这两篇论文一直被视为不可分割的整体，当今大学者们依然将其作为具有密切关联的经文典籍资源来进行研究。表面上，它们似乎有不同的内容和目的，面向不同的读者。《大学》从社会和政治维度上关注人类的经历，从古代和当代的实践里汲取营养，来描绘一个基于个体道德修养的理想化政治蓝图，认为该蓝图的实现将自然地带来世界的和平与和睦。与其不同，《中庸》所关注的焦点在于如何靠开辟心理的和形而上的路径来实现人类自身与宇宙之间的统一与和谐，并认为在这样的统一与和谐里，“内在的道德力量”（德）已经完全渗透到了自我和宇宙之中。然而，在这些表面差异之下，我们可以发现这两篇论文实际上拥有大量的相通、相同之处。如果我们细查一下它们的论辩逻辑和采用的文学风格，可以很容易地看出，两篇论文中所意图的表面上似乎具有的不同目标，实际上都是通过相像的方法达到的。正如译者所指出的，《大学》和《中庸》具有早期中国其他作品的许多共同特点，但同时也显示了它们与众不同的构思形态和论证结构。在每一篇中，头几个段落都以清晰可见的方式表示出来作为导论，以排布紧凑的命题形式提出了文章的宗旨，接着或者援引来自既定经典如《诗经》和《尚书》中的段落，或者引用历史上受尊敬的圣贤（主要是孔子）的言论来作进一步的思考和阐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