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家在重法治、轻德治甚至反对德教方面是基本一致的，商鞅、管子和韩非子对此均有大量的阐述。但是，法家轻德治、反德教，并不等于绝对排斥德和德治，这种情况与儒家轻法和法治，却不绝对排斥法和法治的情形是颇为相同的。这可以通过对先秦时期最著名的法家代表人物商鞅、管子和韩非子言行的分析，寻找一些法家重法和法治，但并不排斥德和德治的一些带规律性的论据。 一、正确看待商鞅”任力不任德”、“贵法不贵义”的思想 在先秦法家中，商鞅是反对德教最为彻底的，他的基本思想是“任力不任德”、“贵法不贵义”。但是，对商鞅提出的这些思想，应作全面、正确的理解，而不应简单认为商鞅是绝对否定和排斥仁义道德的。 第一，商鞅对“任力”和“贵法”的崇尚，其根本目的不是要否认道德的作用，而是为了强调“任力”和“贵法”的法治，不但是先于德治的，而且是统治者使道德发挥作用的前提条件。 作为改革家的商鞅，对上古三代的“德政”反其道而行之，他认为，统治者推行法治，在“任力”、“贵法”的时代，才是施行最大的仁义，而儒家的德政在这样的时代，不但不是在行仁义，而且还是在毁坏仁义。法家的法治表面上是行“恶”，实际上是行“善”；儒家的德治表面上是行“善”，实际上是行“恶”。 商鞅指出：“圣君知物之要，故其治民有至要，故执赏罚以一辅仁者，心之续也，圣君之治人也，必得其心，故能用力。”[1]（《靳令》）商鞅不是不要仁，而是强凋“用力”方能得“民心”，方能“治人”。他的这一思想甚至还可以理解为“一刑”的目的是“辅仁”，“刑”本身不是目的，“仁”才是治国的目的。这样的思想表面看不属于法家，但法家确实不是一些人所想象的那样拒斥仁义。 商鞅还说：“凡人主，德行非出人也，知非出人也，勇力非过人也。然民虽有圣知，弗敢我谋；勇力，弗敢我杀；虽众，不敢胜其主；虽民至亿万之数，县重赏而民不敢争，行罚而民不敢怨者，法也……故曰：仁者能仁于人，而不能使人仁；义者能爱于人，而不能使人爱。是以知仁义之不足以治天下也。圣人有必信之性，又有使天下不得不信之法。所谓义者，为人臣忠，为人子孝，少长有礼，男女有别；非其义也，饿不苟食，死不苟生。此乃有法之常也。圣王者，不贵义而贵法。法必明，令必行，则已矣。”[1]（《画策》）在商鞅看来，仁义只能使自己有仁有爱，却不能使别人有仁有爱，所以用仁义本身去治天下会适得其反，只有法才能治天下，“义”不过是“法之常也”，也就是法的普遍性，所以“圣王”“贵法”不“贵义”，或者说，“贵法”就是“贵义”，“贵法”才能“贵义”。 商鞅进一步指出：“辩慧，乱之赞也；礼乐，淫佚之征也；慈仁，过之母也；任誉，奸之鼠也。乱有赞则行，淫佚有征则用，过有母则生，奸有鼠则不止……用善，则民亲其亲；任奸，则民亲其制。合而复者，善也；别而规者，奸也。章善则过匿，任奸则罪诛。过匿，则民胜法；罪诛，则法胜民。民胜法，国乱；法胜民，兵强。故曰：以良民治，必乱至削；以奸民治，必治至强。”[1]（《说民》）商鞅实际上是区分了善的手段和善的目的，强调用善的手段治国反而达不到善的目的，而用“恶”的手段反而能够达到善的目的。对结果或目的之善，商鞅不但不反对，而且还是他力求实现的治国目标。 第二，商鞅在法和德的关系上，所持有的是一种辩证的、历史的立场。商鞅坚持认为，“礼乐”、“仁慈”等如果不是在法治的前提下来发挥作用，就一定会产生坏的效果，行善反而得不到善；只有行“恶”，也就是施行法治，才能够得到善的结果。 商鞅对他所持的这种观点，作了基于历史对比的论证。他认为，古时候的老百姓纯朴而厚道，今天的老百姓机巧而虚伪；效法古人的做法“治民”，叫“先德而治”；效法今人的做法“治民”，叫“前刑而法”；“先德而治”，针对古时候的老百姓管用，针对今天的老百姓则不管用，今天管用的治民办法只有“前刑而法”。因此，今世所谓的“义”，是立民之所好，而废其所恶；所谓的“不义”，是立民之所恶，而废其所乐，二者“名贸实易”。也就是说，今天的“义”实际是“不义”，今天的“不义”实际是“义”。所以，以刑治则民威，民威则无奸，无奸则民安其所乐；以义教则民纵，民纵则乱，乱则民伤其所恶。商鞅反复强调，“所谓利（刑）者，义之本也；而世所谓义者，暴之道也”；“故王者刑用于将过，则大邪不生；赏施于告奸，则细过不失。治民能使大邪不生、细过不失，则国治。国治必强。一国行之，境内独治。二国行之，兵则少寝。天下行之，至德复立。此吾以杀刑之反于德而义合于暴也”[1]（《开塞》）。天下的“至德”，原来就是“刑”，就是使天下都能普遍实行的法治。 第三，商鞅的基本结论是“德生于刑”和“德生于力”。商鞅对法德关系的认识，既不是简单的以法否德，也不是简单的法德并列，而是有一个他所排定的逻辑顺序，即“刑生力，力生强，强生威，威生德，德生于刑”[1]（《说民》）；“力生强，强生威，威生德，德生于力。圣君独有之，故能述仁义于天下”[1]（《靳令》）。毫无疑问，在这样一个逻辑顺序中，“德”具有自己明确的地位，因为无论是“德生于刑”，还是“德生于力”，都不是对德的排斥和否定，而只是把“刑”和“力”视为“德”的前提或基础；“德”不是没有位置，“德”的位置只是排在“刑”和“力”之后。商鞅认为，“法”是一切行为和社会规范的基础，因此，只有法在德先，“仁义”之类的“德”，才能够大行于天下，这正是“圣君”行“仁义”的独到之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