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利之辨是历代儒家都热衷的话题。一般而言，每位儒学家都只有一种义利观，但董仲舒的思想却有两种义利观并存。一是义利两有，义重于利；一是义利对立，言义不言利。但从古到今的学者，多仅承认其中的一种义利观，而否认另一种义利观。其实董仲舒的两种义利观都是存在的，并有其哲学、人性论的依据，与他的整个思想体系是相一致的。 一 董仲舒的两种义利观分别见于两段话中，一段出自《汉书·董仲舒传》： 夫仁人者，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 谊即义，是说仁人应当明正道义，而不谋计功利。这里正与明相对应，强调对道义的肯定；而不谋与不计相对应，都是对功利的否定。这是一种将道义与功利根本对立，主张只要道义，不讲功利的义利观。 另一段话见于《春秋繁露·对胶西王越大夫不得为仁》： 仁人者，正其道，不谋其利；修其理，不急其功。 这一段话较上一段话，文句顺序稍异，文字也仅有小异。初看起来，好象含义并无大异。但其中把不计其功，改为不急其功，计与急的一字之异，就使所言之义有了重大的区别。因为，不计是根本不用计较、考虑的意思，而不急则是不以为先、不以为重之义。当不急与不谋相对时，就同不计与不谋相应有了差异。在道义与功利的关系上，不计与不谋相对应时，是从根本上否定功利，只讲道义的义利观。不急与不谋相对时，只是将二者视为一种轻重、先后、急缓的关系，而不是根本否认功利；这是一种对义利都有所肯定，但以义重于利的义利观。 这两段话所出的前后文，文字基本一致，又都是董仲舒回答越（一作粤）有三仁的问话的。但是，问话者在《春秋繁露》中作胶西王，而在《汉书》中作江都王。到底问话者是谁，有两种看法。历史上整理《春秋繁露》的宋江右计台本、无锡华氏兰雪堂活字本、周沩阳刊本、王道焜刊本都认为，《汉书》的记载是正确的，问话者应是江都王。而当今有的学者认为，董仲舒因说灾异下狱后，决不言阴阳灾异，而此段话无阴阳灾异之说，故问话者应当是胶西王。考《汉书·董仲舒传》，董仲舒曾先后作过江都王、胶西王之相，一在他对策之后，一在公孙弘用事之后。江都王与胶西王都是汉武帝的兄长，史称一位素骄好勇，一位尤好纵恣，但他们对董仲舒这位名儒，都能给予一定的敬重。出于骄纵的品性，他们都可能自比齐桓公，而向董仲舒提出所谓越有三仁的问题。因而，仅凭《汉书》记载是江都王，就认定《春秋繁露》所记的胶西王是错误的，实难以为据。董仲舒下狱前后，确有言阴阳灾异与不言的差异，但越有三仁是关于古人的具体评价，很难以阴阳灾异来附会，故不能因为这里不讲阴阳灾异，就认定《春秋繁露》的记载是对的，而《汉书》的说法有误。在缺乏其他证据的情况下，很难确定问话者是谁，对此最好存而不论。 同样，对这两段话亦有两种看法。一种是当今有的学者的看法，认为《汉书》所载的文字经过班固的修改；另一种是历史上多数人看法，认为是《春秋繁露》的记载有误。并由此形成了对董仲舒的义利观的不同认识。一种看法以程朱为代表，认为董仲舒的义利观是只要道义，不讲功利，甚至连考虑功利之心都不可有。另一种看法以当今有的学者为代表，认为董仲舒的义利观是义利两有，义重于利。这两种对立的看法，都不承认他有两种义利观。清人苏舆持一种折中的观点，认为正其道不谋其利是体，而修其理不急其功是用，实际上已经接触到了董仲舒有两种不同的义利观，但他却用体用的关系，把义利两有，义重于利的义利观消融于义利对立、义利不两存的的义利观之中了。 《春秋繁露》出自董仲舒之手，《汉书》成于班固，在没有其他确证的情况下，对这两种说法都不可轻易否定。其实，在董仲舒的思想中两种义利观都是存在的，它们与董仲舒的整个思想体系是相一致的，并有其哲学、人性论的根据。 二 董仲舒的哲学以天为最高概念。他的天有两个层次，一是阴阳五行的自然之天，一是有意志、有道德之天。他的两种义利观，实以两个层次的天为最后依据。而在他的两个层次的天之中，有意志、有道德之天高于阴阳五行的自然之天。事物的发展是由低到高，所以，先分析他与阴阳五行的自然之天相联系的义利观，这就是义利两有，义重于利。在董仲舒的天观念中，自然之天包括天、地、阴、阳、金、木、水、火、土、人在内的自然物，即自然界的一切存在物。其中最重要的是天地阴阳二气，《春秋繁露·威德所生》说：“天，阳气也；地，阴气也。”而自然界的万物都是由天地阴阳所生化出来的，《春秋繁露·五行相生》说：“天地之气，合而为一，分为阴阳，判为四时，分为五行。”再由五行产生出万物。但阴阳二气都不能单独产生万物，必须合偶为用，因此，阴阳二气对万物的作用都是必不可少的。这就是《春秋繁露·阴阳义》所说的：“天地之常，一阴一阳。”同时，阴阳二气不是平等的发生作用，而是以阳为主，以阴为从，故《春秋繁露·基义》说：“阳之出也，常悬于前而任事；阴之出也，常悬于后而守空处。” 但是，董仲舒并没有科学的自然之天的观念，说他有自然之天的观念，只是在相对的意义上来说的，因为他在讲自然之天的同时，又赋予了它人的道德诸属性，如以阳为德、为善、为义、为喜等，以阴为刑、为恶、为利、为怒等。并将阳主阴从说成是一种尊卑关系，依此关系，一切属阳的义项全为尊，一切属阴的义项全为卑。董仲舒的哲学讲人由天生，人副天数，天人合一。当他从自然的阴阳之天出发来论人时，天所生之人在人性上就有了贪仁两种属性。《春秋繁露·深察名号》说：“身之名取诸天，天两有阴阳之施，身亦两有贪仁之性。”董仲舒又以阴阳论说性情，认为人性有性与情两个方面，其中性为阳气所生，情为阴气所出；人性的贪仁分别与性情相应，它们都本于天的阴阳二气，如同天的阴阳缺一不可，贪仁、性情对人性来说都是不可缺少的。同天的阴阳有尊卑一样，人性的两个方面也不是平行的，总是以性、仁为主，而以情、贪为从。与天的阴阳两有，人性的性情两有相联系，决定着人天生就是义利两有。《春秋繁露·身之养重于义》说：“天之生人也，使人生义与利。利以养其体，义以养其心。义者，心之养也；利者，体之养也。”而“体莫贵于心，故养莫重于义，义之养生人大于利。”具体说来，义本于天的阳气，是人性中的性与仁的体现；利本于天的阴气，是人性中的情与贪的体现。它们一养其心，一养其体，缺一不可。但心贵于体，因此，义重于利。在义利观上，就应该是义利两有，但义重于利。可见，董仲舒的这种义利观是直接导源于天有阴阳，并与人性的性情、贪仁两有之说是相一致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