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家，尤其是孔子和孟子，对君王的德行以及他们是否实行德政，给予了高度的关注，并以此作为判断这些君王是仁君还是暴君的最重要的根据，这确实使得孔子、孟子本质上是将德政和人治紧密联系起来了。 这同时就提出了一些重大问题，诸如：德政和德治的思想，是否就是人治的思想？或者就必然导致人治的思想，而无论提出德政和德治思想的人们在主观上是不是自觉？推行德政和德治，是否必然就要推行人治？或者，是否必然会在结果上导致人治，而无论提出德政和德治思想的人们在主观上是不是自觉？ 然而，如果再接着问下去，这些问题其实仍然是现象，我们还需要透过这些现象，去探讨后面的本质，而不应该被这些现象所迷惑。 根本的问题，倒不如从这样的角度来提出，即：究竟是儒家的德治思想，包括“内圣外王”的思想导致了人治、等同于人治，究竟是儒家的德政方略导致了人治的现实、等同于人治的现实，还是中国古代实际的社会政治制度造成了儒家的德治思想与人治思想难以分离或者不可分离的状况？这些关系不理清楚，儒家的德治思想和人治思想的关系、德政方略和人治制度的关系，就只能是一笔理不清的糊涂账。 一、孔子及儒家德治思想的本源 孔子的德治思想，一般而言，来源于上古三代的德政历史，但具体而言，则直接渊源于周公的德治思想及德政实践，尤其是“敬德保民”、“以德配天”这一类的思想和实践。 第一，“德”的概念和思想作为一个重要论题被提出来，是从周朝开始的，在卜辞和商朝的彝铭中甚至没有“德”字。 2002年10月22日《人民日报》曾报道，一件约2900年前铸有98字长篇铭文的西周盨，从海外回归并入藏保利艺术博物馆。这件青铜器上的铭文记述了“大禹治水”与“为政以德”等内容，文辞体例前所未见，被学者们称誉为“金文之最”。它是目前所知中国最早的关于大禹及德治的文献记录。 根据专家们的研究，认为这件盨是西周中期某国的某一代国君所做的青铜礼器。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组长兼首席科学家、中国社会利学院历史研究所原所长李学勤教授认为，这个国即“遂国”，是中国古史传说中作为三皇五帝之一的舜的后人建立的国家。据史书记载，遂国世代恪守舜的明德，因其德行美好，周武王将其长女太姬下嫁给遂国的胡公满，并封之于陈，建立了陈国。 盨上所铸98字长篇铭文，字体优美，行款疏朗；字数不算很多，但字字珠玑，几无废言，记述了大禹采用削平一些山冈堵塞洪水和疏导河流的方法治平了水患，并划定九州。在洪水消退后，那些躲避洪水而逃到丘陵山冈之上的民众下山，重新定居平原之上。由于有功于民众，大禹得以成为民众之王、民众之“父母”。随后，铭文又以大段文字阐述德与德政，并教诲民众以德行事。 盨铭文中所记述的禹，是中华民族家喻户晓、千古传颂的历史人物，但这样一位在中国历史上功名显赫、至为关键的人物是否真有其人，长期以来广受争议。20世纪上半叶著名的“古史辨”运动，就是围绕这一问题展开的。时至今日，仍然有不少人并不承认大禹及夏代的存在。盨铭的发现，将有关大禹治水的文献记载一下子提早了六七百年，是目前所知时代最早也最为详实的关于大禹的可靠的文字记录。 “德”字在铭文中的多次出现，尤其值得伦理学界的关注，毫无疑问，这件铭文是研究周朝德政的重要文献，理应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对这些“德”字的含义进行研究，十分有利于加深对中国古代德治思想及德政实践的认识和理解。据介绍，铭文中“德”字前后共出现6处，内涵颇为宽泛：既有对民众的规范，如要求民众注重自身的修身养性，做人要“齐明中正”，要孝顺父母、兄弟友善、婚姻和谐，注重对祖先和神灵的祭祀，也有对君王及官吏的规范，如要求有德于民，顾念天下黎民百姓，认为只有这样，百姓才能“好其德”，君王统治才能长治久安，天下才能安定。周公“以德配天”、“敬德保民”的思想和德政在铭文中得到实证，同时，铭文中“德”的含义颇为宽泛，也印证了在中国古代“德”的内涵较之今天要宽泛得多的看法。[1] “德”字只是在西周才出现，这决非偶然，而是与西周的统治者对德政和德治开始有了一定的自觉意识直接相关的。 周朝由消灭商纣暴政而崛起。商纣王作为商朝的末世之君，暴虐无道，“大恶于民，庶民弗忍”（《国语·周语上》），进一步激化了统治阶级与奴隶阶级的矛盾，引发了奴隶大暴动。周文王、周武王利用商朝内乱发动伐纣战争，灭商并建立了周朝。 商朝之亡和周朝之兴，引发了统治阶级对于治国方略的深入思考。商朝的国家意识形态是以“天”、“上天”为核心观念的宗教思想，这与当时人们对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认识水平相一致，“天人合一”的思想在那时确实反映了人们对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所具有的朦胧不清的认识水平。人们认为，在人之上有万能的“上天”管理着包括人在内的世间万物，国家的统治者是“上天”选择的并执行上天意志的“代理人”。“上天”在人们的眼中既是全知全能的，也是至善至德的，而地上的“君王”也天然具有与“上天”一样的能力和德行。 商朝的统治者正是以“上天”的全权代表而自恃的，并用这些思想来吓唬被统治者和聚拢人心。他们自恃自已是“天”、“上天”在地上人间的代表，受天保佑，他们的统治是万世不变的，因而他们总是把自己的意志，包括恶德和暴政都说成是天的意志，要挟人们对这些暴虐无道逆来顺受。然而，奴隶的暴动，周文王、周武王的征伐，却使“天命改降在周”。据《史记》记载，由于周文王、周武王大行德政，而商纣王大行暴政，使得天下人心逐渐归向周文王、周武王，当周文王率兵灭了商朝的饥国之后，商朝的贤臣祖伊深感恐惧，并向商纣王荐言：“非先王不相我后人，维王淫虐用自绝，故天弃我，不有安食，不虞知天性，不迪率典。今我民罔不欲丧，曰：‘天曷不降威，大命胡不至？’”（《史记·殷本纪》）商纣王根本听不进这些忠告，反而责问祖伊：“我生不有命在天乎！”商纣王的这种“仗天欺人”的骄横态度，使祖伊这样的贤臣对商纣王完全丧失了信心，认为“纣不可谏矣”，结果最终导致百余个诸侯反叛：“纣可伐矣！”（《史记·殷本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