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市场经济越来越深入地进行，“物化”的逻辑不可避免地侵入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与个体、群体的心性结构，并对人们的价值观念产生深远的影响。在这样一个时代，人们究竟应该如何进行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生命个体如何为自己的生活意义寻求阐释和决断？这已越来越成为人文学者乃至普通人关心的重大问题。在笔者看来，要真正回答这些问题，重要的不是站在单纯道德主义的立场来谴责或痛心于“价值危机”、“信仰失落”和“意义毁灭”，而是要采取一种历史的态度，切实澄清现代社会和现代人所面临的特殊的“价值处境”，并在明确这种“价值处境”的前提下，审慎地考虑自己的价值定位。 在“祛魅”的世界中寻求价值：现代人基本的价值处境 要理解现代人的价值处境，必须先理解“现代社会”的特质。社会理论家马克斯·韦伯曾指出，现代社会之区别于传统社会，有两个最为基本的特质，第一是“理性化”，第二便是由这种理性化所导致的“世界的祛魅”。这两点，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现代社会的面貌，支配了现代人的生存品性，现代社会和现代人特殊的价值处境，深深地植根于现代社会的这一特质之中。 这里所谓“理性”，指的是“工具理性”和“计算理性”，而非“价值理性”，它意指一种将特定目的，为达成特定目的所采取的可能手段、这种手段可能产生的结果等都一一纳入考虑和计算的态度，为了达到某种实际的经验性的目标而寻求和选择最有效手段，是其关注的中心。因此，严格地说，这里的“理性化”实质是“理智化”。 在现代性发轫之初，“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二者之间存在一种相互推动、相互支撑的亲合力。新教的禁欲伦理精神，促使新教徒在世俗生活中采取一种理性化的生活态度，以便在世俗生活中通过成为一个尽职的职业人而回应上帝的召唤，这种理性化的生活态度，有力地推动了人类社会的“现代化”进程，现代社会赖以成立的社会经济组织、科学技术、科层制度、法律系统等等，都深深植根于这种理性化的精神气质。丹尼尔·贝尔等人曾指出，在现代价值秩序的原初设计中，“宗教冲动力”（价值理性）与“经济冲动力”（工具理性）两种相互制约的因素，一开始保持着一种内在亲合力，前者为后者提供“神圣意义”与“终极目的”，后者则为前者提供实现途径，二者相互支撑、相互依赖，共同为现代价值秩序提供合法性基础。（注：参见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导言，三联书店1989年版。）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二者的关系导向了一个充满悲剧意味的悖论。工具理性以价值理性为根据，大踏步地征服着人的现世生活，然而，这种征服的结果却是：工具理性逐渐远离作为其源动力的价值理性，手段压制了目的，工具理性“反客为主”，遮蔽、消解和否定了价值理性，“大获全胜的资本主义，依赖于机器的基础，已不再需要这种精神的支持了”（注：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142页。），财富的追求已被剥夺了其原有的宗教和伦理涵义，只剩下赤裸裸的与世俗情欲的关联。作为“一个范围及于社会、经济、政治的过程，其组织与制度的全体朝向以役使自然为目标的系统化的理智运用过程”（注：艾恺：《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页。），“现代化”对任何事物唯一的价值标准就是“效率”，任何社会政治、经济的过程，其制度与组织及理智的创造等是“好”还是“坏”，其终极价值在于擅理智的功利性和效率性。（注：艾恺：《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页。）于是“经济冲动力”逐渐占据主导地位，由它所代表的消费享乐的“贪婪攫取欲”越来越成为压倒一切的力量，与此相反，“宗教冲动力”所代表的超验的、神圣的意义维度则日益衰微。工具理性实现了价值理性，同时也谋杀和终结了价值理性。 “工具理性”的全面统治与“价值理性”的消褪所带来的后果就是“世界的祛魅”。在前现代社会，人们相信世界是一个有意义的体系，在传统社会人们的意识深处，“包含着‘世界’作为一个‘宇宙秩序’的重要的宗教构想，要求这个宇宙必须是一个在某种程度上安排得‘有意义的’整体，它的各种现象要用这个要求来衡量和评价”（注：韦伯：《经济与社会》，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508页。）。世界上各种事件的安排都有其内在的根据和理由，都可以在某种神圣的秩序里发现和确定自己的位置。这种根据和理由或者是神的旨意，或者是“周行而不殆”的天道和天理，每个人的生活只要与这种神圣的秩序联系起来，就可以获得其目的和意义，个体生命也可在这种有意义的体系里获得安顿之地。然而，工具理性的单向发展，所摧毁的正是这一“目的论式的世界秩序”，工具理性只能告诉我们在确定了某一具体目标之后，什么是达到这一目标的手段和策略，在它的视野里所存在的只是“物”、“事实”和“工具”，除了满足人们的工具性目的，世界不具有任何目的，人生价值和目的这种“超验”的问题，由于不具有“工具”的意义，因而是完全非理性和无意义的。 “世界的祛魅”在现代科学中达到了顶点。在现代科学看来，知识只有建立在可观察的事实和逻辑推理的基础上才是合理的，除此之外，一切都是无意义的“胡说”。它要求的是“价值中立”，关心的是“客观性”，强调的是“事实”和“逻辑”。如果说在中世纪，人们相信能够在“解剖跳蚤中看到上帝的证明”，那么，现代科学则彻底解除了一切“魔咒”，消灭了一切不能用科学语言说的“神秘之域”（维特根斯坦意义上的），“今天还有谁会相信，天文学、生物学、物理学或化学，能教给我们一些有关世界意义的知识呢？即便有这样的意义，我们如何才能找到这种意义的线索？姑不论其他，自然科学家总是倾向于从根底上窒息这样的信念：即相信存在着世界的‘意义’这种东西”（注：韦伯：《学术与政治》，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33页。）。“科学不思想”，它向人们呈现的是一个赤裸裸的机械化和数理化的宇宙。因此，在它所主宰的世界里“意义”和“价值”被抽象理智彻底驱逐，再也找不到其容身之所，人们可以充分发挥其“认知旨趣”去认识事物的因果规律，以满足人的功利需要，但整个世界已完全失去给人提供一个普遍的、客观的意义和价值秩序的功能，因而也再不可能为个体生命的安顿和生活的价值提供方向和目标。 以上所描述的景况，构成了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的本质特征之一。无论对于西方人，还是中国人，这种“合理化”和“祛魅”的趋势已成为一种无法逃避的现实，它“以不可抗拒的力量决定着降生于这一机制之中的每一个人的生活，而且不仅仅是那些直接参与经济获利的人的生活。也许这种决定性作用会一直持续到人类烧光最后一吨煤的时刻”（注：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142页。）。一个多世纪尤其是近几十年以来，中国社会已不可逆转地越来越深地卷入了这一进程。今天，当人们提出生命的意义、生活的价值等问题时，每一个人背后所耸立的巨大背景即是这样一个正不断“理性化”和“祛魅”的世界。
